右江苏维埃各种政策的实施
右江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是由代表大会选出的以雷经天为主席，其他为政府委员组成的政府委员会。苏维埃政府中，李南山为劳动委员，陈洪涛为肃反委员，刘伟谋为土地委员，蒋某某为财政委员，韦玉梅为军事委员，韦拔群、罗某某为政府委员。但不负政府的工作责任，另委李铁南为政府的秘书长，分工负责，进行工作。
右江起义前，各地已开始有工人运动。起义后，百色的工人运动由红七军政治部负责领导，组织有店员、民船、鞋业、烟叶、药材、码头、泥水、木匠等8个职业工会，合组一个百色总工会，关某某为主任，关后来当选为百色苏维埃政府主席。各工会组织中，店员工人最多，码头工人次之，女工不少。在平马设有农协办事处，派滕德甫专做工人工作，也组织有店员、民船、烟叶、码头等4个工会，选李南山为平马工会主任。李后来当选为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此外，那坡、田州、果化，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才成立工会。右江工人的生活很苦，一般工作最少12小时，工资很低。苏维埃的劳动政策主要是把工人组织起来，使之参加政权，提出工作8小时，增加工资的口号。一般的工人工资是提高10%到30%，但工作时间没有减少，尤其是民船和码头工人常常因起落货做到半夜还没有休息。也曾有军队侵犯过工人利益的事件，如那坡黄恒栈被军队没收，打烂了几十架缝衣机器，连工厂里面工人的东西也拿光了。军队要工人帮助修理打破了的机器，工人死也不愿意。但是百色的工人，成立了一个工人营，参加红七军，编入第二纵队。
关于土地问题，苏维埃政府是根据六大的十大政纲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的主张，但土地革命在各地的执行，有各种不同的形式，1929年3月间，韦拔群在东兰、凤山就动手分反动派的土地，反动派被杀了，财产没收了，土地是分给愿意耕种的农民，但仍要给农会缴纳一定数额的谷子作为农军的给养，好像是耕公田一样，这样分配没有解决农民土地的需要，在后又将土地重新平均分配，以乡为单位，由政府按土地与人口为比例，每块土地经签定后，即确定土地的所有权。在韦拔群自己的乡里，原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共耕制度组织共耕社，但因劳动负担与生活需要的不平衡，有些农民不愿意参加，结果是失败了。在思林县，阮殿煊将自己所有的土地交给农民，提倡共耕共食，有些农民赞成共耕共食，有些农民赞成共耕分食。争论没有解决，阮殿煊的母亲出来骂了一顿。在恩阳县，农夫提出“实行共产主义”的口号，但不知道怎样实行的办法。有些是铲田塍，消灭土地的分界。有些是集中牲畜劳力，各行其是，但都行不通。在百色、恩隆，分配土地是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开始时没有很好的组织动员，富农、中农不了解而发生动摇，后来富农把坏地抽出，雇农、贫农分补所得的是坏地，因此雇农、贫农不满，有些抽出中农的土地，中农也不愿意。最后按每乡的人口、土地平均分配。各乡所分土地数目不同，农民常到区、县政府来讨论而不能解决。一般的说，右江苏区的土地，除少数地区发生偏差外，普遍的是分配过了。进行的办法是将地主豪绅反动派的土地全部没收；富农按土地的肥瘦抽出一部分；中农财产根据他所有土地的情形决定，或者完全不动，或者抽出肥的补瘦的，或者抽出瘦的补肥的；贫农补给土地，雇农分给土地。反动的地主多数杀了，不反动的地主给一些坏地。农民的成分由乡政府审查决定，没收分配土地也完全由乡政府负责，县、区政府派人帮助，差不多一切权力属于乡苏维埃政府。
在右江起义的时候，警备第四大队第二营驻在田州，原奉命解决第三大队驻田州的武装部队，但营长黄建华没有坚决地执行命令，致警备第三大队的反动武装得以逃脱。当时为着巩固部队，执行纪律，即认为黄建华是国民党改组派分子，执行枪决。在亭泗战斗失败后，三营副营长陈怪石开小差逃跑被捕，也认为陈怪石是改组派即予处死。这就是红七军的肃反工作，其实只是整顿军纪。还有一些改组派嫌疑分子（主要是俞作柏的亲信），如副官处的刘健、李治，参谋处的陈可福、陈可禄、梁某某等十余人仍留在部队工作。红七军决定离开右江时才遣送离队，而陈可福（即陈叔度）、梁某某等，一直随军到达广东连县，部队缩编并准许自由离队时始行卸职，从来没有大批的滥捕滥杀现象，因此，争取了一部分旧军官及绝大部分的老兵。这个肃反政策的执行是正确的。在地方上的肃反，恩隆于起义时枪毙了一个县政府的警备队长，逮捕过一个60多岁的穷县知事。决定罚款1000元，款没有缴，人也不杀，在后来还是释放了。但区、乡政府捉到反动的豪绅、地主均直接枪决。还有在边界捕捉到侦探嫌疑分子，即行处死，绝少放松的。对于边区外的群众，一律视为反动派，互相仇杀，造成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这是在起义初期，各地农民的幼稚行为，但过后即逐渐的纠正。只准杀反动的豪绅地主、民团队长、敌人侦探，如捉到其他工农群众及民团壮丁，即行释放，随后滥杀的错误才被纠正过来。
右江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即将各地的农军改编为农民赤卫军，有工会的城市，就成立工人赤卫军。最初是每县集中完全没有武装的一个连，编成为县苏维埃政府的警卫连，由各县苏维埃政府管辖，没有统一指挥。红七军成立，原警备第四大队及教导队改编为第一纵队；抽调各县苏维埃政府的警卫连到百色集中，编成第二纵队；将韦拔群在东兰、凤山的农军编为第三纵队。1930年三四月间，红七军在隆安亭泗战斗失败以后，敌人已侵占右江苏区沿河各县。盘阳会议决定，第一、第二纵队离开右江苏区向外游击，留第三纵队在东兰、凤山，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当时右江苏维埃政府再令各县武装的赤卫军集中编成4个警卫营，直接由右江苏维埃政府指挥，组织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部。各级政府也改为战时的编制，指挥游击队，在敌人占据的地方，进行游击战争。果化、思林、恩隆、奉议各县政府均设在强固的游击根据地区，随时可以出扰敌人，并消灭反动地主豪绅的寨子。当红军尚未回师右江之前，即由赤卫军配合第三纵队夺回恩隆、奉议、思林各县城。红七军的主力回师攻克百色，适邓斌从上海中央回到右江，即决定红七军全部离开苏区，汇合朱毛红军，并强令右江苏维埃政府指挥下的赤卫军全部集中，改编为红七军第四纵队，以黄治峰为纵队长。右江的赤卫军原是志愿兵制，但各县有的是用征兵制的方式，如恩隆、思林的赤卫军是各家派出的，平时不脱离生产，需要集中时，才由各乡村自行派出一定名额，3个月就换班一次。故右江的农民，差不多都当过赤卫军，军队和农民是结合一致，血肉相连的。凡集中的赤卫军，生活由各级政府从打反动的豪绅地主的粮食拨给，无薪饷。给养不足时，赤卫军还从家里带粮食出来，武器装备也多是自己的（警备第四大队上右江时发一部分），以土枪为多，也有部分拿梭标的，所有快枪，大部分集中到红军中去，留在赤卫军的仅有少数。红军每次作战，地方的赤卫军即配合行动，如在隆安的战斗，沿河各县的赤卫军都参加了。战时，赤卫军的组织有向导队、侦探队、运输、担架队等，地方政府亦发动妇女组织慰劳队、洗衣队，凡能够帮助军队的工作，赤卫军都愿意去做，红七军与赤卫军的关系是密切的。
对于土匪，或剿或抚，视各种不同情况决定。凡是豪绅地主率领的土匪，如万岗的邓恩高，朔乙的黄海潮，大所的某某某，原来都是当过团总老爷的，也就是当地的土匪头子，老百姓非常痛恨，右江起义后，红军与赤卫军分头进剿，黄海潮被打死了；邓恩高逃出了苏区；大所的某某某也被杀了。这几处土匪窝，攻破以后，完全烧毁了。百色的罗明山，东兰的黄冕昌，原来也是土匪，[3]但在右江农民运动的时候，罗明山很接近奉议的黄治峰，对做农运工作的人员经过他的地方都给以招待，没有任何的妨碍。后来我们派人去他的部队工作，改编成赤卫军的一个营，罗明山当营长，当初很能服从指挥领导，也曾参加过亭泗的战斗，后又编到红七军第四纵队，红七军离开右江时，他亦率队随到河池。又改编归二十师管辖，在河池出发第三天，他即率全营逃跑回右江继续当土匪。黄冕昌很早就与韦拔群有来往，后改编为第三纵队的一个连，归韦拔群指挥，随后红七军离开右江，在广西界首战斗牺牲了。黄冕昌自改编为红军后，进步很快，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原来是土匪的部队，完全改造争取过来了。还有一些土匪的工作做得不太好，编出来的不给以信任，以致不满逃跑。也有不愿改编出来的，不过在苏维埃政权的时期。苏区的土匪，大部分是肃清了，或者是争取过来了，只有少数零星小股跑到边界去活动。
在东兰、凤山一带，靠近红水河沿岸，杂居有少数民族的瑶民。韦拔群在东兰、凤山工作，与瑶民的关系很好，过去当地的汉人叫瑶人为“瑶子”，但韦拔群称瑶人为“瑶友”，瑶人非常的高兴，对韦拔群的信仰极高。在韦拔群的部队里，有许多是瑶人，因瑶人的性情彪悍，善于爬山，故在山地作战是最强的。瑶人所住的地方，多是石山，土地很少，除在石山上种一些苞谷、番茄及杂粮外，再没有什么东西，生活非常困苦。过去汉人的政府是不准瑶人下山占有或购买土地的，对瑶人的徭役特别繁重。在苏维埃政府建立以后，瑶人立即得到解放。东兰、凤山的县、区、乡政府，凡有瑶人的地方，即有瑶人的政府委员。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委员韦玉梅，也是东兰都阳[4]的瑶人。苏维埃政府派瑶人下山来分汉人的土地。可以住在汉人的乡村，免除徭役，故瑶人完全拥护苏维埃的政权，说苏维埃政府是瑶人出头的地方。
在右江党政领导机关的干部，除雷经天是南宁人外，其他就是右江各县的地方干部。县级的党政机关，也有外来的干部参加工作，如徐逖生是广东海丰人，张震球是广西北流人，欧定贵（恩隆县委代理过县苏维埃主席）是广西贵县人。[5]干部的政治水平虽不甚高，但一般阶级认识是很明确的。这些干部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只有牺牲，没有叛变。如韦拔群（右江苏维埃委员、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陈洪诏（代理右江特委书记及苏维埃主席）、陈浩仁（右江特委组织部长）、刘伟谋（右江苏维埃委员会土地部长）、滕德甫（恩隆县苏维埃主席）都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关于干部的培养和训练，除红军训练军事干部外，右江特委在某地和平马，也开办过两期党员训练班。但地方干部的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差的。红七军直接帮助建立右江苏维埃政权，但没有用更大的力量来加强广西苏维埃运动，不但没有调派更有力的干部参加地方党政的工作，相反的在红七军要离开右江时，将右江党政的负责干部如雷经天、黄治峰、黄永达（均是右江特委委员）、阮殿炫、黄金镜、李干（均是苏维埃主席）、徐逖生、张震球（均是县委委员）等均调到军队中随军行动，完全放弃了地方党政工作，致使后来右江的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还有右江的地方干部在红七军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和重用，虽然韦拔群当红七军的第三纵队长，后改编为二十一师师长，黄治峰当红七军的第四纵队长，后改编为二十师副师长，但他们率领的部队编到红七军以后，仅给韦拔群一个特务连，而黄治峰调任军部副官长，实际上并没有给他们以指挥部队的权责。此外右江的地方干部再没有团级以上的干部，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不满，他们只知道为革命奋斗到底，绝不计较职位的高低，事实证明，在党的教育培养之下，广西右江的干部，始终为党工作，今天比较负责的干部，如莫文骅（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李天佑（师长）、韦国清（副师长兼旅长）、黄新有（旅长）、韦杰（旅长）、谢扶民（旅政治部主任）、冼恒汉（旅政治部主任）、张震球（旅长）、卢绍武（旅参谋长）、黄一平（旅参谋长）、阮平（军分区司令）、吴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都是广西或右江的地方干部，过去在红七军的时候，不过是一个连排长或士兵，他们确实是从实际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为党的好干部。
凡出来参加红军或地方赤卫军（脱离生产的）的家属如家庭困难，生活不能支持的，首先由本乡的群众“周济”，不足时，由原乡、区政府拨给公粮，这就是优红的办法。但红属除孤寡无劳动力者外，向政府要求“周济”是不多的，因为广西右江的妇女都是大足，从来是劳动的，她们自己的生活并不难解决，婚姻制度是自由的，但红属离婚的事件很少，一方面因丈夫参加红军离开家庭的时间还不长，另一方面主要的还是没有生活的顾虑。
右江妇女的解放，在苏维埃提出的政纲是“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及社会上的地位与男子一律平等”。故在苏维埃政权机关及红军部队中，有少数的妇女参加工作，并有几个妇女（如张旭）随军到了中央苏区，家庭的经济权力虽然还操在男人的手上，但右江的妇女能劳动，生活可以不依靠男子。在旧社会里，有些堕落（抽鸦片烟、赌博）的男子，反依赖妇女的劳动养活。至于文化，一般的都没有普及，因为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对整个文化工作注意得不够，当然对妇女的文化也没有注意，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因积习未改，也还没有怎样的提高，但在少数地区（盘阳、赐福），对妇女解放的认识有错误，以为过去是男权统治，现在革命应该是女权统治，曾提出“以女治男”、“以女娶男”极端相反的口号，这也可以看到在妇女解放运动初期狂热幼稚的表现。
总之，在右江苏维埃运动的过程中，政策的实施是依据六大颁布的十大政纲所产生的右江苏维埃的政纲。但时间太短，前后不过一年，当然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甚至于也有不少是做错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