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历史创造作用之过去与今后
由上所述，可以明白，人类的历史是由人民大众（尤其是生产的勤劳大众）所创造的；历史的演变，决定于人民大众的力量，而绝非少数所谓特殊人物的个人意志所能随便左右的。
话虽如此，事实上今天以前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代却确确实实都被一两个或至多百十来个“特殊人物”操纵着命运（纵然并非长期的、永久的），而且在每一个时代的某一个阶段上，他们可以不顾人民群众的利害死活，从事屠杀人民的勾当（战争），为的是替自己争夺天下；站在另一个阶段上，他们又可以不顾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尽量榨取老百姓的汗血脂膏，而自己稳坐泰山，为所欲为。因而过去的历史，严格地说来，似乎又是这少数“特殊人物”——帝王、将相、贵族、奴隶主、大地主金融巨头等人物操纵一切左右全局的历史。那么何以我们说：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演变是大众力量所决定的呢？何以我们说“不能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和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开创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应看作物质财富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个人民的历史”呢？这两种事实是否可能并存而不相互冲突呢？
我们的回答是：二者都是事实，而且确是并存而不冲突的。
这里的问题当归结到人民群众在过去和今后的历史创造作用的区别上去。
到今天为止，人类历史，假如把共劳共享的原始时代除外，那么它已经度过了三个主要的时代，那就是奴隶主时代，封建贵族时代和资本寡头时代。在过去这三个时代中，我们肯定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为奴隶大众是奴隶主社会的唯一生产者，他们替这种社会创造物质基础，替全社会生产生活资料，尤其是替奴隶主创造了权利和威福。离开了奴隶大众，奴隶主社会（和国家）就不能存在。农奴大众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他们替封建社会创造物质基础，替全社会生产生活资料，尤其是替帝王贵族创造了权利和威福。离开了农奴（及其他无权的生产人民）大众，封建社会（和国家）也就不能存在。资本寡头时代的近代社会亦如此，离开了广大的勤劳人民大众，豪华灿烂的资本主义黄金社会，也同样的没有存在的可能。这样，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事实，难道还不够明白吗？
然而，民众创造历史的事实，还不止表现在这一方面。前面所说的只是关于人民大众在生产社会物质财富方面的创造作用，现在要补充的是在国家社会的大动乱时代，特别在历史的巨变关头，在社会机构由一形态过渡到另一形态的突发时间，人民群众所担负的历史创造作用。历史的事实告诫我们，奴隶主或封建主的天下，是牺牲了千百万个奴隶或奴隶大众的生命才打下来的。十七到十九世纪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显然是依靠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群众为其基本动力而取得胜利的。当前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的民主革命战争，更是依靠着全世界无数亿万人民大众来进行的。小而言之，即如改朝换代的帝王争夺江山战，没有广大人民用他们的血肉头颅去拼，新旧朝代的更替，也就不能成为事实。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便是人民群众替少数统治者打天下的露骨说明。
这样，历史的演变为人民大众的力量所决定，人民对于历史的创造作用，就更是万分显明的了。
不过这里有一点重要的事实必须特别加以注意的，就是过去（指上述三个历史时代）人民大众用自己的汗和血创造了历史——在和平时生产财富，在忧乱时出力出命打天下或从事革命斗争；而其结果是替少数特权者创造威福，替少数支配者打出了黄金宝座，而自己换得的却是一副枷锁。在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奴隶贱民们的汗血固然是白流，打来打去不过是较强的奴隶主或较大的封建主打出了暴君帝国或“大×天下”（大唐、大明之类），而自己则依旧做着奴隶顺民。到十七八世纪时代，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旗帜上明明白白写的是“自由”“平等”这类字眼——这些以前从来未曾听见过的字眼——大家总以为这一次总该是人民大众吐气扬眉的机会了，哪里知道千百万被压迫大众所挣得的革命果实，最后仍被少数大资本家吞食了去，而自己所得到的却是一副涂饰着“自由”“平等”之彩色的新枷锁——贫困、失业的枷锁。这一切替别人创造威福，替自己制造假的“历史创造作用”，便造成了少数支配阶层“特殊人物”操纵一切、左右全局的历史局面。而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则在生产关系），却在那些时代的人民群众尚处于孱弱、涣散、无组织、无阶级自觉性的蒙昧状态中之故。
今天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今天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争取民主，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是完全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性行动。他们不愿再为人做嫁衣，不愿再被少数争霸权、争威福的野心君子所利用，也不容许再被任何贪婪败类所出卖。今天的人民群众，是以自己命运的掌握者的姿态，以自觉的革命战斗集体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今天不再是少数特权者的时代，今天是人民的时代了。
在这个反法西斯的民主大时代中唯有人民大众是最可靠的，当在这次大战初期，当法西斯的侵略狂焰袭来时，好些国家的“上流人士”——支配者群，动摇的动摇，投降的投降了，可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却始终屹立不动，当法西斯匪寇对占领区施行骇人听闻的恐怖统治时，一部分流亡政府的“大亨”却已完全忘记了解放祖国的事业，整体卑鄙无耻的在那计划如何勾结外国反动集团，甚至勾结敌人来对付国内的民主势力，以图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处在法西斯残暴统治下的国内人民大众，却在地下进行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法国、南斯拉夫、波兰等国的情形，便是最显著的例子。不管大亨们如何为了爱惜自己的黄金宝库而不惜破坏抗战，断送了自由独立的法兰西，也不管贝当、来法尔们如何丧尽廉耻，认贼作父，替纳粹匪寇来对本国人民实行血的统治，国内的人民大众却在革命的解放委员会领导之下，在全国各城市各乡村中展开了极广泛的反抗纳粹、光复国土的革命民主斗争。时机一成熟，这解放委员会所领导的法国内地军和戴高乐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在英美盟军协助之下，便成为不可抗击的人民战斗力。以这种战斗力为支柱，法国人民大众在新的基础上（而不是旧型民主的复活）恢复并发扬了光荣的法兰西民主传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临时政府。
南斯拉夫的情形亦复如是。当弥海洛维奇之类的流亡分子不但自己不知道如何领导人民去反抗敌人，而且还不愿别人来领导人民作抗敌复国的斗争；他们不但不重视铁托元帅所统帅的人民解放军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委员会，并且还与德寇同谋，来敌视这一伟大的人民力量。然而南国的解放军在短短的两年半之间，已由几万人发展到了三十万人；自苏联红军深入南国解放波尔格拉德以来，目前这支军队极有可能发展到七八十万人。南国的解放业已完全实现。南国的人民群众创造着自己崭新独立民主自由的新南国。
说到波兰，这几年来所表现的事实是一方面以米萝拉兹克为首的流亡政府，老是坚持对内背离人民，对外敌视抗德最力之苏联的政治路线，而对于如何解救人民，领导人民驱逐敌寇的问题，则毫无办法；另一方面是在纳粹铁蹄下度着水深火热之苦难的波兰人民，经过了长期的地下艰苦斗争，前仆后继地牺牲了无数人的生命，到今年七月，在有利形势之下，也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了新的民主政纲，保障人民一切自由权利，严惩一切法西斯罪犯，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改善人民生活，并且确定跟苏联捷克结成坚固同盟，跟英美法等盟国保持亲密合作的外交政策，这样的政府是充满着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民主内容的，靠着千万波兰人民的奋斗，独立民主自由的新波兰已经出现；广大的波兰民众已经用自己全部力量在支持着这个人民自己的民主政府了。
人民力量的伟大，在意大利也有着显赫惊人的表现。法西斯黑衫党的残酷统治延长到二十年之久的意大利，一旦墨索里尼一倒，人民的民主势力就如火如荼地昂扬起来。这种势力的高扬，甚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当盟国大军深入意境，民主怒潮遍及全意之时，连巴多格里奥内阁都因他实行民主不够彻底而被那种人民的怒潮所冲倒，新生的民主意大利的光明前途，已被这国的人民大众所决定了。
他如捷克、希腊等国，亦同样的表现着人民民主力量的决定作用，是在加速发展；他也是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密切交织在一起的。
至于美、英、中、苏等同盟国家人民民主势力之决定作用，更是无待争论而自明的。苏联从参加反纳粹战争的第一天起，就用民主的方式动员了全民，从事保卫祖国的反法西斯圣战。结果是在整整三年的抗德战争中，解除了世界战局的危机，把敌人远远地驱回到他的老巢，美国参战之后，由于他能用民主方式充分动员全民的力量，不到一年功夫，在太平洋上就从防御过渡到节节胜利的反攻。而且在人民群众的盛大势焰压迫之下，使得代表反动金融寡头的孤立派不敢抬起头来。英国人民踢开了危害国家命运的顽固派代表张伯伦，推出了坚决反对法西斯的丘吉尔，从此他的反攻力量日趋强大，军事形势日渐好转，而国内那些反动的绥靖分子就不得不销声匿迹。至于我们中国，虽然因为至今尚未实现全民的民主动员，以致造成了当前的这种严重的困难，但是为争取民主团结，争取全民抗战的奋斗，而且取得了光荣的胜利（俄国的十月革命实际上是最广泛地人民革命）。接着中国也取得了第一次范围最广大、规模最雄伟的民族自觉运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第一次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运动的伟大尝试。大战后欧洲也接连地发生人民的革命：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芬兰革命等等。在战后的所谓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内（一九二三—一九二九），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大众的民族解放运动，曾达到了空前高涨和空前普遍的地步：有土耳其的国民革命，有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有延绵不绝、再接再厉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还有叙利亚、摩洛哥等地的反帝革命运动。
所有这些革命史实，再明显也没有的证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大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中，已充分地认识人民大众所要的和平与自由，是要人民大众自己起来争取的。对于资本主义各国的人民，只有消灭大资本寡头的专政，建立彻底民主的人民政权，才能获得和平、自由与幸福。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只有对外取消帝国主义的支配，对内肃清半封建关系，建立革命的三民主义政权，才能获得独立、自由和幸福。而二者都要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起来争取，上述的革命史实，又证明全世界人民确实从那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完全觉醒了。
但是有人或者要问：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上次大战以来的二十年间全世界人民除苏联外都依然呻吟在少数独占家、特权分子、帝国主义者的压榨之下，而自己仍属于无权无自由的悲惨境地中呢？为什么甚至于还弄出了法西斯主义这种旷古未有的野蛮统治，以至燃起了这次规模更大更残酷的世界战争呢？这样的提出问题是很合理的。不过问题是在：人民固然是觉醒了，人民的时代固然已经开始了，可是人民的最后胜利，却尚有待于争取；这个时代的完成，尚有待于人民自己的奋斗。这里的关键就在人民与反人民的力量对比上。
从上次大战到这次大战的二十年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人民所以未能解脱自己身上的枷锁，新的民主势力所以未能取得胜利，唯一的原因就在人民的力量和反人民的力量的对比上，前者尚未占到压倒的优势。当人民的力量发展到了足以威胁反人民的统治时，后者就很快地用全力来残酷地把它镇压下去。这在希特勒攫取政权时的德国是如此，在勃鲁姆人民阵线政权失败后的法国亦如此，在弗朗哥独裁政权时的西班牙亦复如此，但是这些暂时的挫败并不能证明人民的无能扭转历史、创造历史，相反的，恰正足以证明人民群众在创造自己历史的进程中应有的遭遇；残暴无比的法西斯统治的抬头，正足以证明人民大众的革命民主势力的强大。正因为革命的民主势力太强大了，那些“梯森”“克虏伯”之类的独占资本寡头们才捧出希特勒、戈林、希姆莱……这一群盗匪流氓来执行他们的意志，对人民大众实行无法无天的血的统治，以图苟延残喘。在其他国家，凡是统治集团把持了政权，运用了全国军政党的锁压力量而尚嫌不够，还要在自己所定的法律以外，用绑架暗害、秘密拷打等毒辣手段作为补充，才能勉强支持其统治的，人民的革命力量（公开的和蕴藏的）一定很强大，而这种统治也必然要和纳粹制度同其命运的。
五年来全世界反法西斯大战的发展过程，完全证实了上面的论断。希特勒动员了整个欧洲（除欧俄外）的军力、人力、物力、和财力，准备七年之久，目空一切的发动了“征服世界”的战争。这样的力量不可谓不大了，这样的准备不可谓不充分了，然而纳粹主义终于在民主主义面前碰破了脑袋，断送着狗命。这是民主主义力量伟大的铁证，也就是全世界人民力量伟大的铁证。世界反法西斯大战发展到今天，已经谁也看得清，人民的民主力量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绝对的压倒了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在个别的国家内，有的虽未占绝对压倒性优势，然而他不断加速的增长，势必在不远的将来冲倒那尚在作最后挣扎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倒退势力。
这就是今后决定全世界和每一个国家的前途的关键所在。金融寡头制没落的前途将决定于此，帝国主义死亡的前途将决定于此，战后世界长期和平的前途也同样地将决定于此。
一切反人民的倒退势力必将死亡！
一切人民的前进民主势力必将永存！
一九四四，十一，二
成都
（原载《大学月刊》1944年第3卷第11、12期）
【注释】
[1]第二编为传主原文，除对错讹字词有改动外，其他一般不做修改。
[2]此文是1945年雷经天根据延安红七军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写成的，收录时作了删节。
[3]据我们调查，黄冕昌不是土匪出身。
[4]应为都安都阳。
[5]欧定贵即欧贵祥，广西苍梧人。
[6]应是敌人先打隆安，后攻龙州，作者回忆的时间次序有误。
[7]入选本书时做了适当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