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理论研究和壮大社科队伍的带头人：怀念黄逸峰同志

张仲礼

1988年11月27日，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社会科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名誉院长黄逸峰同志不幸与世长辞，全院科研工作人员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师长。在沉痛地悼念黄逸峰同志的时刻，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他来上海经济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后带领全体科研人员从事学术研究、同甘共苦的三十几个春秋，追思他在从事科研工作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提出创见等优良学风，倍觉黄逸峰同志的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

早在1956年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建时，黄逸峰同志就积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的好学风，确定以调查研究上海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和改造的过程及其规律为全所科研工作的中心任务。显然，这是一个上下百余年，资料、文献浩如烟海的大课题。为了制订出切实可行的科研调查规划，全所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初步掌握了上海工商各业的历史、现状及资料收藏概况，正确地作出了从点到面、点面结合和由近及远、远近结合的调查研究方案，并选择了一批典型企业及行业作系统的历史调查和研究。由于工作方向明确，方法对头，上海经济研究所仅在1957年4月至1958年8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完成了一批有关上海资本主义工商行业公私合营过程的研究报告以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和《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等三本企业资料书。另外，还完成和出版了《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一书，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当时的《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有关这三本企业资料书的书评，肯定了从大量资料入手进行科学分析的研究方法。国外学术界也对这些著作给以很高的评价，并大量地予以引用。在整个调查研究过程中，黄逸峰同志为进一步使我们的科研人员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观点，同大家一起克服了科学院就是读书搞理论、不屑于搞调查、搞资料的思想，克服了调查实际资料没有理论价值的思想。另一方面，为了切实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上海经济研究所还加强了基础理论的学习，规定了每周用一天时间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资本论》等原著的制度，从而有效地保证了科研人员理论水平的提高。黄逸峰同志的这种好学风，在经济研究所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后的科研工作中也得到贯彻和发扬。以后相继完成的《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江南造船厂厂史》《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资料书和专著，无不体现出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调查与研究紧密结合的优良学风。

黄逸峰同志在学术研究上深有造诣。早在1939年在广西大学任教时，他就已著有《簿记学》一书。1954年在上海市委工业部工作期间，他又潜心钻研《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并结合实际写出了《工厂管理基础知识》《工业企业的经济核算制》等有关工厂管理方面的著作。1956年他受命筹建上海经济研究所以后，还在百忙之中亲自动手撰写了不少有关经济史和现实经济理论方面的学术论文。在这些科研论文中，黄逸峰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真理，敢于提出创见，倡导了科研工作上的好学风。60年代初，在学术界对洋务运动评价上一片否定和骂倒声中，黄逸峰同志独树一帜，坚持对洋务运动采取二分法的立场，并对洋务运动的某些客观进步作用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他当时还高瞻远瞩地指出，开展洋务运动史的研究不但可以推进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而且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也有借鉴之处。在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中，黄逸峰同志对理论界因受种种“左”的思潮干扰影响而不敢客观地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倾向，曾撰文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他从查考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着手，来剖析其阶级性格的形成，从而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性格的探讨建立在可靠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考察的基础上。1980年，他参加中国社会科学访问日本代表团东渡扶桑讲学，所作的学术报告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他的有关论文收集在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一书中。此外，他还同经济研究所的同志合作，共同写出了《旧中国的买办阶级》和《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部专著，开拓和丰富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黄逸峰同志不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而且还十分关注现实经济和理论的研究。1959年当学术界出现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等基本经济理论的倾向时，他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进行抵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与人合写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文章，是较早地全面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的好文章，获得了市社联的优秀学术成果特别奖。

黄逸峰同志十分关注中青年科研队伍的建设和培养，从而为所、院两级的科研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受命筹建上海经济研究所后，曾亲自四出奔走，八方联系，从全市各条战线请调了适合和有志从事科研理论研究的中青年同志。在明确科研方向以后，他交课题，压担子，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科研骨干。当时的这批科研基干力量现在都已成为所、院各级科研工作的主要骨干，为今天我院在全国范围内的学术和科研地位奠定了基础。复院以后，黄逸峰同志又在条件较为艰苦的情况下致力于创办我院的研究生部，更加科学地系统地培养较高层次的科研人员。经过多年的创业努力，现在我院的研究生部一共设有26个硕士点、2个博士点，自1979年以来共培养了160名硕士研究生和3名博士研究生，为社会科学院的科研队伍输送了一批能挑起重点科研项目大梁的新生科研骨干力量，使社会科学院的科研队伍后继有人。

黄逸峰同志既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老战士，又是我们党在和平建设年代的著名理论家。他对我们经济研究所和整个社会科学院的创建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尤其是他那科学严谨的学风和重视培养科研接班人的远见卓识是我院创建以来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怀着崇敬和沉痛的心情来悼念他，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的这些好学风，更加重视科研队伍本身的培养和建设，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以告慰他的英灵。

（原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