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祥财谈沈志远
采访对象：钟祥财
采访地点：上海社会科学院总部图书馆
采访时间：2018年7月25日上午
采访者：荆有为
提问：先请钟老师讲讲沈志远先生一生的简历。
钟祥财：沈志远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1902年出生在浙江，1965年在上海去世，终年63岁。他一生大概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国内求学，到1925年入党，追求进步，期间结识了一些著名的我们党的早期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包括陈望道，那个时候他就认识了。
第二个阶段，他是到苏联留学。1926年12月到苏联，正式入学是1927年2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于1929年毕业。主要的课程学了很多，包括政治经济学、欧洲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性的东西。这段时间他还勤勉自学，由于工作需要，英语进一步加强，俄语学好了，也精通了，德语可以看文献，这个学术经历对他后来从事学术研究非常重要。1929年6月在中山大学毕业以后，他就考取了在莫斯科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生，其实这段时间他主要是工作。在念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些助教的工作，也搞了一些文字的工作，但是做研究生的时候，主要是做一些研究工作，包括翻译，他参加了《列宁选集》六卷的中文版的翻译工作，还做了一些刊物的编辑工作，1931年毕业，他出去的时候就是受党的委托派遣出去的，回来的时候也是学业完成了，国内的工作需要了，然后他回来了。这是第二个阶段。
1932年回国以后，他开始从事学术著作的翻译编撰和论文的写作，这段时间到过几个地方，在上海、在北京，那个时候叫北平，然后在重庆，又到了香港，在几所大学任教，编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书籍。他的工作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哲学，我们今天讲他是经济学家，其实他最早的工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因为有了哲学，所以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非常有力量，他的宣传、他的影响力就很大，这点我等一会儿再讲。大概到1944年的时候，他开始进入政治领域，他早期是中共党员，然后1933年生了一场病，就有一点跟党脱离关系了，这段他主要从事进步的学术研究。到了1944年以后，抗战马上要胜利了，他进入政治领域，在四川重庆参加了民盟，这个也是受党的指示，也是配合党的工作。到1945年11月，就到了上海，也是受党的派遣。
我觉得1932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是第三个阶段，搞学术，然后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到1949年这一段主要是搞政治了，当然他有学术方面的优势，他进行宣传，但是因为配合党的工作和新中国，抗战以后党的一些统战工作的需要，在民主党派里面他做了很多工作，因为他能够写东西。这就一直延续到1949年。1948年，他是从香港随着一批进步人士，专门从香港直接到北平，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然后一直到1952年，他一直在北京，参与一些重要的工作，包括共同起草《共同纲领》，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参加政协会议文件草案的整理工作，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他都参加了，同时在燕京大学做教授。这是第四个阶段。
1952年，他就到上海了，原来他在北京的时候，在燕京大学做教授的时候，据说是中央想安排他当该校的领导工作，后来因为上海的工作需要，就回到上海。到上海以后是他工作的又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他1952年到上海参加民盟在上海的组织工作、发展工作，以后在1956年11月被指派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的筹备处主任，我们经济研究所到1957年才正式成立，但是1956年11月就组建了筹备处，经济所正式成立的时候，沈志远先生当第一任的所长。但是后来因为1957年发生了“反右”的事情，他后来就不担任了。不担任以后，到1958年，我们上海社科院成立了，他这一段在学术上，主要是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但是他还有社会职务，因为他1959年就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人民日报》有消息，他是第一批摘帽的，他那个时候是有全国影响的。然后他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重新参加了参政议政的工作。
1958年以后，我觉得对他来说是最后的一个阶段，直到他去世，时间是7年。最后一个阶段他以生命和学术的最后力量，在为国家的发展，在为学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觉得沈志远的一生大概有这么几个阶段。
提问：刚刚您也提到，他曾经赴苏联莫斯科留学，我不知道是他的文字还是其他人的文字，写了当时离开祖国的状态，包括去莫斯科一路上坐着火车，中间还要去砍木柴，给火车蒸汽机添加燃料，很生动地描写，很有活力的一批年轻人，而且从后面的情况来看，他留学的这段经历，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想请您讲一下，您了解1926年12月份去莫斯科的这个情况吗？当时好像还有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吧？
钟祥财：这些情况在其他人撰写的回忆文章中也有描述，如陈修良等，至于沈志远是否写过这样的文章，我倒还没有查到。但是我了解到其他一些情况，就是他到了那边以后的情况，路上的情况我倒不熟。
提问：您可以讲一讲。
钟祥财：沈志远先生到苏联留学，是受党组织的委派，因为他1925年就入党了，1926年12月，就是受党的指示，那个时候我们从上海出发的有很多人，有的到苏联去留学，有的到欧洲去留学，很多有志青年，为了追求真理，远离祖国，沈志远也是这一批人里面的一员。他去的时候，路上当然是出现许多情况，你看他12月出发，次年2月才入学，那这一段大部分是在路上，那时交通也不是很发达，政治局势又复杂，我们国内也有战争，各地的军阀割据。
我看到一些文献，讲他在那边的情况。比如他儿子曾提到，沈志远先生这一段时间，个人生活当中有两个比较大的事情，一个他到了那边跟第一个爱人就离婚了，这个好像也是组织上的意思，或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个可能对他个人生活有点影响。第二个就是他这段时间，他那边生了第一个小孩，是个儿子，在沈志远回国的时候，就留在那边了。这个事情周恩来是知道的，周恩来和他认识很早，当时我们有很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小孩，由于各种原因，都是在那边成长的。
沈志远后来回忆说，在苏联留学的时候，课程很紧张，人也很紧张。因为苏联那个时候正在搞肃反，包括中国留学生里面，大学里面，经常会看到某个同学或者某个老师，今天还生龙活虎地在谈笑风生，在做学问，第二天就不见了。到底怎么处理，什么原因，都不知道，所以大家都感到非常紧张，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不过对沈志远来说，这种情况反而使他能够心无旁骛地来做学问，就是你什么也不要去多问，你也不要有好奇心，你不要参与学术、学习之外的那些事情，他说这段时间他反而静下心来，因为你不便去打听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你打听知道的事情越多，心里面反而越紧张。所以他说这一段时间自己倒是非常静心地做学问。
据经济所成立初期一些同志回忆，沈志远先生看上去是一个书生，是一个学者，很严谨，很严肃，因为那时候是大领导，但是他讲到自己的经历，讲到自己在苏联那段留学的生活，经常会眉飞色舞，完全变了一个人，像孩子一样。这使得沈志远的形象生动起来了，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沈志远在晚年受到不公正待遇以后，何以能坚持学术研究的原因，其实他这个人是很人性化的，完全是一个性情中人。即使搞理论了，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仍然是不忘初心，这个我觉得非常难得。
总之，我觉得他在苏联留学这一段时间，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对他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并且能在开放的视野中思考经济问题，都起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提问：其实这对他本人的性格，他个人的生活也是有影响的。
钟祥财：对。他从苏联回来以后因为生病了，跟党脱离关系，到了40年代，他跟周恩来提出，要重新入党，周恩来说，你还是留在党外作用更大，这样他就服从了。其实他资历很老的，因为他跟陈望道他们早年都是好朋友。
提问：据您了解，他跟党的领导人的交往经历是怎么样的？您刚刚讲到是跟周恩来，您了解的其他情况可以讲一讲。
钟祥财：他跟我们党和国家的几位领导人关系很好。他和周恩来很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张照片，即在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跟民盟一些同志的合影，沈志远也在。可以说沈志远是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例如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参加《共同纲领》的起草，出席第一届政协，然后在北京工作，后来到上海筹备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我们所里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现在没找到文献资料，就是上海成立经济研究所，是周总理的考虑，叫沈志远到上海，说你反正在上海，1952年就来了，到了1956年，你搞一个经济所，整理研究一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改造，因为上海是一个近代工商业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发展改造这个历史，上海有它的典型性，值得研究。当初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我也是在一篇文章中看到的，是一个经济所老专家说的，叫姜庆湘，他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文革”后当过全国政协委员。沈志远后来被打成“右派”，摘了帽子以后到北京开会，听周总理的报告，就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他非常振奋，所以他跟周总理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第二个就是毛泽东。现在有多篇文献提到，就是1950年的时候，在北京有一次开会，沈志远和他的夫人都去了，毛泽东跟沈志远握手的时候，沈志远向毛泽东表示致敬，然后毛泽东就跟他说了一句：“你是人民的哲学家”。毛泽东讲这个话，出处是沈志远夫人的回忆，是他夫人在边上听到的。毛泽东称沈志远是人民的哲学家，是有原因的，因为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读过沈志远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还做了几千个字的读书笔记，对沈志远这个人，毛泽东是有印象的。而且沈志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的哲学研究，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影响力跟艾思奇是一样的，甚至有的地方比艾思奇影响还要大，因为他不仅搞哲学，还搞政治经济学。后来毛泽东到上海，也曾经向沈志远了解过他对经济问题的想法。
在国家领导人里面，他跟沈钧儒关系很好，就是民盟的中央主席沈钧儒。沈老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志远被打成“右派”以后，沈钧儒有一次到上海，专门跟他说：沈志远同志，我是看了你的书才追求进步的，才追求共产主义的，现在你碰到挫折了，你要振作起来，你过去是我的老师，将来你仍然是我的老师。沈钧儒对他这个鼓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很困难的时候给他鼓励，他感到非常的温暖。
还有一个就是陈望道，解放以后曾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他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中译本的译者，也是我们党创建时期的重要成员。陈望道后来从事学术研究了，他是上海民盟的，是沈志远把他发展进来的，沈志远1952年到上海以后，就大量地发展民盟成员，里面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文汇报》的主编徐铸成，包括陈望道。陈望道对他很尊重，特别是沈志远被打成“右派”以后，陈望道开会的时候，总是对他非常有礼貌，请他坐在前面。不像当时社会上有些人，你在台上的时候，老师、老师地叫，一旦打成“右派”了，就翻脸不认识你了。陈望道不是，这也是他们这一辈学者做人的一个准则，尊重人。
但是还有两个政治人物情况不同。一个是康生，康生对沈志远先生批得很厉害，打“右派”的时候，康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像沈志远这样的人，基本上是靠书本讨生活的，他们在马克思主义顺利的时候，就摆马克思主义的摊头，当马克思主义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收摊头。就是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这个对沈志远的打击是蛮大的，他也感到很伤心，其实沈志远在中国革命低潮的时候，也做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并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另外一个是柯庆施，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他比较左，对知识分子有成见，对沈志远也是打压的。1962年，沈志远写了一篇有关按劳分配的文章，尽管受到不公正对待，沈志远还是满怀着工作的激情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反思“大跃进”，反思急于求成造成的后果，提出按劳分配原则我们还要坚持。但是这篇文章在《文汇报》登了以后，柯庆施大发脾气，在一次会议上说：资产阶级右派没有资格来教训我们怎么搞分配。这个话一传，对沈志远打击很大。后来沈志远身体状况不好，可能跟他晚年的心情压抑有关。
提问：1945年6月，他具体在从事哪些工作？我通过社科院的老师找到的资料是，他那时候大概是在重庆，编《大学月刊》是吧？
钟祥财：对。你们这个提纲过来，我也查了，我也核对了一些，这段时间应当是在重庆，因为他是1944年以后到了重庆并参加民盟的，1945年在民盟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当时民盟里面领导同志的工作有些调动，沈志远就承担了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这时候还要编杂志。他1945年11月到上海，到上海也是有任务的，叫他编一本杂志叫《理论与现实》，这个也是党交派的一个任务，至于6月他在干什么，还要查资料，还要找照片，现在有关这段时间的东西比较少。
提问：应该是在编《大学月刊》。
钟祥财：可能。
提问：因为《大学月刊》1945年6月号里面发了一篇他的文章。
钟祥财：他应该是在重庆，如果在重庆，就是在编这个杂志。那个时候还有救国会，其实沈志远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时，是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团成员的，他不在民盟的代表团里。
提问：接着请您再讲一下，他1949年参加《共同纲领》起草工作，还有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以及开国大典等情况，开国大典里面有张照片。
钟祥财：有，他在后边，现在不仅有照片，还有纪录片，是苏联那时候派出的摄制组拍的，彩色的，现在没有完全公开，我估计这个里面也会有，因为他站在毛主席后面一点点的位置。沈志远是1948年从香港直达塘沽天津那边，直接进北京的，当时由周恩来安排，一批在香港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和党的一些统战方面的老朋友，包括马寅初等人，都是这样到北京的，因为南方那个时候还没解放。据说在轮船码头，沈钧儒这些老同志、老先生被大家像踢足球一样，举起来，抛向天空，大家欢呼，因为新中国即将诞生，大家都很激动。我看到一个文献说，沈志远当时也在场，他眼眶也是潮湿的，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应该说，沈志远是新中国成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之一。他参加了由25人组成的《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这里面包括中共的毛泽东、周总理等人，还有各个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沈志远能参与这个起草小组，一个原因是党派的代表性，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具有的理论水平，因为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建国大纲，类似于宪法的东西，就是要管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性的文件，非常重要。参加《共同纲领》的起草，是沈志远革命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个就是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他是作为救国会的11个人的代表团成员参会的，当然这期间也参加了很多相关的其他活动。
第三个就是在会议结束以后，他又参加了有关《共同纲领》草案的资料整理委员会的工作，这个整理委员会由51个人组成。我们知道第一次政协在开的时候，其实跟后面的政协职能是不一样的，后面的政协是统一战线，而第一届政协实际上就是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立法的机构，行使建国的重要职能，我们到1954年才开第一届全国人大，正式地把这两个大会的职能分开，一个是搞统一战线，一个是搞立法。沈志远在1954年第一届人大的时候，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第一届政协的时候，他参与了整个的文献起草和整理工作，我觉得这是相当重要的。这段时间他在北京，还有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的工作，他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安排他当出版总署的署长，[2]也是考虑到他的专业特长和社会威望的。他当时在燕京大学当教授，据说还是燕京大学校长的可能人选，后来全国大学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了，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撤销了，就把他派到上海来工作。所以北京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是他跟中共高层领导接触最紧密，工作很繁忙的一段时间。
提问：那个开国大典的情况，您自己了解的资料里面，或者您跟沈志远先生的交往当中，您有没有印象他曾经提过，或者说比如在所里边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这个事情？
钟祥财：这个倒没有。我跟沈志远先生没见过，我是1986年到经济所的，我对沈志远先生的了解，一是因为我搞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他的论著有兴趣，另一个就是我们每10年要搞建所建院的纪念活动，我们要整理一些回忆文章，我是听一些老同志讲，我跟他没直接见过，他的儿子我见过，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沈骥如先生，我们搞50周年和60周年所庆的时候，他都来了。
提问：好的。后面关于他的工作方面，我这边是拆分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沈志远先生的社会工作，这个可能带有一些事务性；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学术成就，我们可以分开讲，您可以先讲他行政事务方面的情况，他曾经是经济所初创时的所长。
钟祥财：对。
提问：这个讲一下。
钟祥财：沈志远先生参与创办经济所，经济所全名叫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1956年的11月，当时有正式的文件，批准成立筹备处，他是筹备处的主任。
他当时非常的忙，我们社科院有一些同事，那个时候还是小青年，现在都已经退休了，回忆说是看不到他人的。他有三个摊子要管，一个是民盟的工作，他是民盟上海市的主委；第二个是社联的工作，当时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现在叫社会科学联合会，他也是主席，《学术月刊》这个杂志就是他提议、他主持创刊的；第三个是我们经济研究所。据老同志回忆，他那个时候在经济所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呢？主要工作就是要挖人，要研究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和改造，首先需要有懂行的人，所以他首先要找人，要请各方面的专家，从现在保存的资料来看，当时上海各个大学的有影响的经济学教授、经济史的研究专家，很多都被他请过来了，他那个时候就坐着小车，到各个单位去请人，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的华东政法学院，他到处去做工作，我们这个所建立起来时，科研人员的队伍非常的强大。
经济所正式成立以后，他对如何办所也是非常投入的。我现在找到一份资料，就是他被打成“右派”以后，我们经济研究所批判他，说你这个右派对我们经济研究所的发展，你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其实现在看来，他有很多独特的想法，很有意思。1956年的时候，他主要是筹备和找人，到了1957年，就在想办法设计我们这个经济研究所到底怎么搞，在这个文件里面，他提了很多设想。关于经济所的格局，他的主张是：第一，经济研究所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和改造，为了把这个东西研究好，还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要研究历史，要把那个经济史研究好，首先要掌握理论，要学习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第二，还要研究国际政治、国际经济，要研究国际上的经济变化，因为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城市，近代以后逐渐形成的，所以国际经济你也要研究，否则不能深入了解上海的经济发展；第三，社会的现实经济也要研究。他当时就主张，经济研究所应该分四块，经济史是一块，第二块是政治经济学，第三块是国际经济，第四块是现实经济。现在看我们上海社科院，经济片就有三个经济所，我们经济研究所包括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还有一个世界经济研究所，再有一个应用经济研究所，其实这个框架是沈志远在1957年就提出来了。他当时就认识到，要研究经济，要研究得好，一定是四个方面齐头并进，相互配合的。但这个想法后来被批判了，批判者说，国际政治是什么？国际政治就是帝国主义，西方，这种东西你为什么要研究？现实经济则是领导部门的事情。显然，这些指责都是无限上纲，没有道理的。
关于领导方法，他认为搞科研一定要把国家、社会的需要和研究者个人的兴趣专长结合起来，就是不能搞行政化领导，说，张三，你研究这个东西，他如果没有兴趣，他没有专长，他怎么研究？所以他认为学术研究这个工作，一定要注意个人的专长和国家的需要相结合。
他还提出，经济研究所应当由研究员治所，就是要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这个说法类似于那个时候有人提出的教授治校，“反右”的时候受到批判，那个时候沈志远在上海，在我们所，他的工作计划里面也提到了。所以沈志远那个时候的一些管理见解、领导经济研究所的一些想法，都有符合社会科学研究规律的一些东西。但是那个时候不合时宜，后来“反右”的时候，受到批判了。
提问：属于一种学术思想。
钟祥财：学术方法，学术规律，因为他知道。
提问：我听下来之后，我感觉他的思路非常清晰。
钟祥财：对。一个人的学术能搞到什么程度，跟他的教育程度和他的生活背景、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沈志远到过苏联，了解苏联的情况，这个既包括了解苏联的正面的情况，也包括看到苏联的一些不够的地方，这个他都有思考，当然不能讲，所以他回来以后都跟人家讲，那个时候我不敢乱说乱动，只能埋头做学问，为什么？他害怕，因为苏联搞肃反，但是这个却养成了他严谨、深刻、辩证的一些做学问的方法。
提问：我觉得反而当时的苏联的环境，让他可能会……
钟祥财：冷静地思考。
提问：冷静，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由于不是在自己的国家，他能够冷眼旁观地、客观地看。
钟祥财：对，而且他后来一直关注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情况，他晚年重点研究的就是西方国家的垄断问题，联系到他50年代中期对经济研究所的发展规划、经济研究所如何管理等问题的看法，可见这种开放性的视野是一贯的，连续的，虽然当时被批判了，现在看起来这个认识是有远见的。
提问：这个框架设定体现了他的一个大视野……
钟祥财：现在我们社科院经济片，基本上就是这个框架，四大块，经济史、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部门经济，就这四大块。这个他有开创性的贡献。因为我们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比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立得还早。
提问：原来就是中科院的一个经济所。
钟祥财：对。
提问：后来上海成立了社科院，经济所并进去了。
钟祥财：1958年以后，我们两个所，历史所、我们所，再加上复旦的政法，财经学院的金融，一起合并成上海社科院。
提问：历史所和经济所是最先成立的两个所。
钟祥财：对，历史所的李亚农也很厉害。
提问：也是1955年的学部委员。
钟祥财：文科方面上海很少。
提问：上海只有两个，好像是。
钟祥财：历史学我不知道，没有仔细核查，但是经济学我查了一下，1955年的学部委员，经济学有11个学部委员，只有两个是北京之外的，九个都是北京的，一个是厦门大学的王亚南，就是翻译《资本论》的，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的沈志远，那个时候复旦大学，还有其他一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都不是学部委员，那个时候的学部委员都是中央批的，人数非常少，非常难得。
提问：后面一个问题，来讲一讲沈志远先生的学术成就。
钟祥财：讲到沈志远的学术成就，我要强调的是，沈志远的学术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是局限在一个学科，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学科，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还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沈志远在三个方面他都涉猎，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他称得上是“比翼双飞”的，他两个方面都做得很好。他1932年回国，1933年开始在大学里面教书，写专著，写文章。他最早就是搞哲学的，研究黑格尔哲学。为什么要研究黑格尔哲学？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你研究马克思主义，怎么可以不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所以他就研究黑格尔哲学，研究黑格尔哲学才能知道什么叫辩证法，然后再研究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你把哲学研究好了，方法论就有了，你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宣传才有力量，才有深度，才能打动人。
我觉得对沈志远的翻译和他的学术研究，都应当注意到他两方面，一个方面是他的哲学，第二方面是他的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的论著也有自己的特点。他较早的一本政治经济学专著是《计划经济学大纲》，这本《计划经济学大纲》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本，在整个政治经济学领域，像他这样的提法也是非常超前的，就是直接把苏联的经济体制，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公有制建立以后的国民经济的运行体系，用计划经济来进行概括，并且把它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作了比较。这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本专著，这本专著我最近找到了完整的文本，复印了以后仔细阅读，发现书中的很多提法，全书的框架都是他率先提出来的。这个《计划经济学大纲》写好以后，他再写了他的成名作，就是《新经济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基础性的准备应该是《计划经济学大纲》。他的成名作当然是后面这本，这本书出了18版，印数非常多，解放以后仍然在用，社会影响很大。为什么？他不断地在修改补充，这一方面体现了他的治学风格，精益求精，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他掌握得非常牢固，因为他懂哲学，知道事物在发展变化，不能故步自封。这一点我觉得在当下是一个比较大的短板，我们现在很多研究经济学的人不懂哲学，那就很伤脑筋。有了这个方法论，他就能够自觉结合中国的情况，写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能够联系世界的情况，关注世界最新的发展。
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沈志远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宣传的鲜明特点，很顺畅，有解释力，有冲击力，大家都喜欢看他的东西。所以毛泽东那个时候说，“你是人民的哲学家”。很多人因为学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才去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你哲学方法论有了，然后你用这个方法论去观察社会，那你一定会分析经济，因为经济是最主要的社会现象，你分析了经济情况以后，发现了问题，要去解决所发现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是有逻辑关系的。
沈志远被打成“右派”以后，身体不好，但仍然在思考中国的问题，他一直在坚持，他晚年主要是做经济学的研究。他一生出版了50多部著作，有的是翻译，有的是合著，大多是个人独立的创作，文章就更多了。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还没有一套沈志远的文集，他大量的著作和论文都处于零散状态，其实按照他的地位、他的影响力，特别是我们现在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整理出版《沈志远文集》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应当做起来的。
提问：您讲的这个，我听了也是很有感触。因为哲学这个东西是一个根本性的原理，这种哲学的思路它就是一个思考的逻辑，你的很多观点，你解决问题的办法，你看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办法，都是从这个里边来的。不仅是研究经济的人要懂哲学，我觉得不管做什么，都得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钟祥财：是的。我是搞经济思想史的，现在对改革思想史方面关注较多，我感到，我们中国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哲学缺位，就是哲学的创新不够，所以经济学有很多讲不清楚的东西。你经济发展了，经济学里有很多分析工具，你能用，但你的分析大多只能描述经济的增长，而无法解释增长的原因，或者你自以为已经解释了发展的原因，其实这些解释还是肤浅的、技术性的，别人理解不了。你没有哲学，你是解释不了的，你解释不了，跟外国人就没办法谈，人家就很忌讳你，人家就很防范你。你即使做好了、做对了一些事情，人家也会误解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提问：后面请您讲讲学部委员的这个事情，1955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几个学部，沈志远先生是当选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委员，这个情况您了解的讲一下。
钟祥财：新中国成立以前，评选过中央研究院的院士。50年代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评选学部委员，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模式，仿照苏联的一些做法。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其实就是文科，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搞了许多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包括军队授衔，军队评军衔，评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也是那时候搞的，经济上的计划体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甚至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都有苏联的影子。50年代的学部委员，人数很少，标准很严，现在大家都在传，陈寅恪是历史学家，是以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要不要让他当学部委员，大家有争论，说这个人不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来领导历史学的研究，能当学部委员吗？后来毛泽东说要当，因为他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影响，那个时候还比较开放，对学术、对知识分子宽容，沈志远也是。刚才提到，沈志远在筹办经济所时表示，不能用行政化的方式来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修，可以要求每个科研人员都去学马克思主义，但不能用行政化的办法去规定时间，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能这样来学。
这个学部委员，沈志远就当了两年，打成“右派”以后就撤销了，不让他当了。当时做学部委员，真的是参加了社会科学的一些规划、管理，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被划为“右派”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他1955年当选为学部委员，1956年党要求知识分子提意见，1957年的时候，他到北京参加过一个学部委员的扩大会议，在这个扩大会议上，他从自己的学科研究的特点出发，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就是怎么完善经济学研究、哲学研究，主要是对一些比较浮夸的做法、行政化的做法提出了一些批评，很委婉的。但是他的意见后来被“章罗同盟”吸收进他们的科学纲领了，章伯钧、罗隆基两个人向中央提了一个改进工作的系统设想，这个东西里面把沈志远在参加学部委员扩大会议上的一些意见也结合进去了，这可能是他在上海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沈志远在担任学部委员期间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对自己带来了一些冲击，他在那边被挂上钩以后，上海就把他作为民盟的一个典型，你是民盟上海的主委，你在学术上有这个思想，就跟民盟中央的“右派”分子联系上了，加上在经济所的发展计划里也有类似的东西。
对沈志远来说，当选学部委员是亦喜亦悲，开始是一个好事，后来却碰到这个变故，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秉性使然。
提问：对，作为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他不可能预料到这个事情，知道这个里面有问题，却一点态度都没有。
钟祥财：对。
提问：实际上从1955年到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中间参与创建经济所，工作很辛苦，却受到这样的对待，这对于他人生来说，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波折。
钟祥财：对。
提问：前扬后抑，前面很顺，国家也刚成立，欣欣向荣，大家可能真的是基于这个心情，然后去建言，去做研究，去做选题，到后面的时候突然受到了这样的变故，确实对他打击很大，但正如你所说，一直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在做学术。
钟祥财：对。
提问：我不知道怎么来提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开地讲，就是在面对人生最大波折的时候，也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品质的时候，考验他的性格的时候，尽管心境不好，仍然坚持自己的追求，沈志远的选择应该如何理解？
钟祥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这个题目其实也适合于对顾准的理解。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有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阶段，他们投入了，包括顾准也是这样，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甚至于很多人都牺牲了。生存下来的人是非常幸运的，革命成功以后，他们想这个理论也应当进一步深化的，革命的理论应当进一步转变为一个发展的理论。因为革命和发展，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特点，革命是为了夺取政权，发展是为了巩固政权，归根结底，革命是为了发展。但这两个事情，原来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理论体系，是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就是先要把政权拿到，然后我们再巩固这个政权，列宁也是这么说的，巩固政权比夺取它还要难。但是在实践中，革命和发展的规律有各自的特点，而我们的许多学者，还有我们的领导、决策层，由于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没有碰到这些问题，往往就是用革命的思路来引导发展的决策。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的经验和失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挫折、彷徨、困惑，有些问题直到现在仍然碰到，都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中国这么一个社会，革命阶段行之有效的理论，包括沈志远，包括顾准，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套理论来指导行动，来解释成功，可是到了发展的阶段，这个理论也是需要发展的。正如顾准所说，原来以为最困难的是取得革命的成功，胜利以后的发展问题很容易解决，因为掌握了政权，发展是很自然的，因为政权是你的，而且这个政权是维护你的利益的，你有什么理由不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奋斗呢？所以那个发展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实践下来，用革命的理论来指导建设，我们看到的是不发展，经济没有效率，是短缺的，于是想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毛泽东就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为什么没有效率？还是有阶级斗争，还是有人在我们这个事业中搞破坏，所以要坚持不断革命。但是像沈志远、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却开始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就是这个发展的逻辑可能是有另外的一些东西所构成的。比如说怎样认识人性、人的理性选择，在特殊的战争年代和在和平的建设时期，有没有变化？你获得了权力以后，你成了所有权的一分子以后，是不是不用监督，你都会去尽心尽力地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尽最大的努力去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说你除非有监督，否则的话你就会偷懒，“搭便车”，你就会有道德风险，甚至于如果有权力，你就会腐败，这些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了。
再回过头来说沈志远在逆境中的心态。第一，他被打成“右派”，肯定非常苦恼，他觉得我就是革命的一生，建国大业我也参加了，而且50年代的百废待兴的时候，所有的一些原创性的工作我都出力了，社联、经济所、民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我都有贡献，突然之间就把我打成“右派”，觉得我没用了，我错了，我没有错啊，我动机是对的，但是你说我错，那么一定要有个正确的东西。这个正确的东西，沈志远当时没有发现，打倒他的人也没有发现。
提问：我非常认同你刚刚讲那个东西，很深入的一个层次，其实是哲学的东西，体现在历史过程中的那个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要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需要一个巨大的角色的转换，在这个角色转换的过程当中，许多因素会起作用……
钟祥财：包括他的知识结构，他的人生经验，还有他对风险的掌控力，学者和政治家也不一样，学者可以完全从我们的学理推论，我们要求这个国家怎么走，但是政治家他有一个防范风险的问题，他有一个可行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得不够的地方。
提问：理解这个东西，确实要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上，哲学、逻辑这种东西，是融合在历史过程中的。
钟祥财：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沈志远在被打成“右派”以后，他自己的研究有一个升华。有的人受到挫折以后，他就消沉了，有的人就圆滑了，圆滑也可以理解，你就什么东西都做，就给人家做，在技术层面提供一些证明，只要不影响饭碗就行。但是顾准跟沈志远，我觉得都是另外一种，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学术积累，有自己的追求，有思考问题的连续性。顾准受到不公正对待后，通过研究中西历史、追溯哲学源头，不断地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深化自己的研究，他的质疑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经济能解决所有问题吗？如果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用什么东西来替代？如果由市场机制替代经济计划，理论上怎么解释？哲学上怎么解释？沈志远也是，你看他晚年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就是讲按劳分配问题的，认为我们仍然要按劳分配，我们离按需分配非常遥远，这个直接对应张春桥的文章，张春桥在1958年写过一篇《论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大加赞赏，其实就是鼓吹消灭商品，消灭货币，直接走向按需分配。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一个关键举措，这在邓小平的那篇重要讲话中有明确表述。
提问：建设时期沿用阶级斗争的思路就容易冒进。
钟祥财：对。第二个，他晚年写的第二篇文章没有发表，为什么？柯庆施批了他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其实是讲论社会主义的相对稳定性，就是初级阶段，他认为我们建立政权以后，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从革命时期的情况发生变化了，需要转变认识了，革命时候我们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我们宣传的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但是一旦新的生产关系建立好以后，我们要着力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根本的东西，而且这个生产力的发展是很长的一个过程，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所以你不能冒进，不能理想主义，不能急于求成，不能骄傲自满。这个观点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这是他晚年的洞见，但是这个文章他没有写完，也没有公开发表。
提问：现在来看，他这个思路……
钟祥财：有前瞻性的。
提问：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吗？
钟祥财：对，我觉得就是，沈志远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他已经看到这些问题。
提问：他的这个结论都是很科学的。
钟祥财：很科学，很有警示性。就是现在，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尽管GDP上升了，我国的人均GDP还很低，发展的可持续性有待改善，我觉得这是沈志远学术研究的一抹亮色。
提问：听了你的介绍，了解了沈志远确实是个大家。后面这个话题，比前面的更有实际的意义了，他意识到应该实事求是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事求是这个东西，也正是改革开放的源头的力量。
钟祥财：思想路线，就是拨乱反正，回归了。
提问：这个东西您讲一讲。
钟祥财：这个观点沈志远一生都在探索，不仅仅是一个书斋里的、学术上的说法。在坚持实事求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沈志远的工作具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他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作为一个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来看待，你看他大量的工作，理论、学术都是大众化的，他写文章没有什么很深奥的模型，很拗口的“硬译”，而是用通俗易懂的本土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这个工作在革命阶段有它的重要性，革命需要用“批判的武器”来号召，来动员民众，来启蒙，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的共识。
第二，他始终把理论研究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你看他大量的文章为什么写得好看，为什么有新意？即使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这个译作，都有中国的案例结合进去。这个也是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一个工作特点，就是你宣传马克思主义，你不能完全是西方的东西，一定要结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的情况跟马克思的故乡肯定不一样，跟苏联也不一样。
第三个，就是跟他的参政议政活动结合起来。
第四个特点，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的视角里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写《计划经济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都有这个特点，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写的东西，也都没有忽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他晚年构思的一部著作，只写了大纲和部分章节，就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对外开放很有限，所以他的研究是需要理论积淀和探索勇气的。
提问：刚刚您讲到四点，再讲一下。
钟祥财：世界眼光？
提问：对。
钟祥财：沈志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世界眼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放性的，二是动态跟踪的。在30年代，他在写《计划经济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时，已经关注到世界经济的新进展、新情况，后来在参政议政工作中，在研究新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他也是把中国经济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来分析的。他晚年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具有理论上的敏锐性，与顾准的探索可以说殊途同归，处在一个水平上。他们可能已经意识到，整个世界的生产力在发展、科技的进步，一定会带来各种经济的交流、比较、竞争、全球化，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地、关起门来搞经济，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拓展新道路，也就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新，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定是一个开放条件下的创新过程。我觉得沈志远的学术轨迹体现了这一点，当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最终没有完成自己的著述，只留下13万字的手稿，但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是超前的，在当下也是值得提倡的。
提问：后面还有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您了解沈志远先生跟社科院的学生或者同事之间有没有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钟祥财：我刚才也讲了，沈志远先生是一个书生，工作非常繁忙，社会影响大，他著作等身，这些都是高、大、上的一面，但在我们经济研究所，在我做过的采访中，在选编的回忆文录里面，我也看到了一些材料，觉得沈志远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比如说我们经济研究所有一位丁文辉先生，他1956年北大毕业后来到经济所，当时丁先生年纪很轻，又是团支部书记，追求进步。他说我刚到经济所，看到的沈志远总是马不停蹄，到处在奔波，因为要进人，要找人，尽管如此，他对后学仍然很关心。丁文辉在进所的第一年写过一篇哲学方面的小文章，想请沈志远先生看一看，但是沈志远先生没有时间，只能通过他的秘书转给沈志远先生，结果非常意外，过了一个多礼拜，丁先生的文章沈志远先生批改好了，还给他了，他一看，密密麻麻的，批了很多的修改意见，什么地方对的，什么地方不准确，什么地方错的。而且令他惊诧的是，这是一篇哲学方面的文章，沈志远先生居然那么仔细地对一个经济研究所刚进来的小青年的一篇习作，居然这么细心地来修改，沈志远那个时候已经是上海市的政协副主席了，是副部级的领导，却是那样的平易近人。
第二个例子是张仲礼院长在他的回忆里面提到的。张仲礼院长那个时候刚从美国回来，他一到上海，就到经济研究所报到。他说沈志远尽管很忙，也对他们非常客气。给他印象很深的是，沈志远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他的小车是工作时候用的，下班的时候还是和群众一样坐公交。他说那个时候我刚从美国回来，社科院在华东政法学院那边，上下班要乘电车，那个时候下班都是没有一定时间的，好几次就和沈志远一起坐电车回去，在电车上交流学术看法，你看他这么忙，但对一个刚刚从海外归来的科研人员，能在政治上关心，业务上交流，没有什么官架子。
提问：其实最后一个问题我可以不问了，原来的设计是，在您眼中沈志远先生是怎样一个人，我觉得前面的描述都已经很充分的把他讲出来了。
钟祥财：对。沈志远晚年对他的爱人说，我现在这个样子，写的东西肯定不能发表，但是我不搞这个东西，活着有什么意思，就像演员不能演戏，他也知道这个东西很难搞，有风险，搞出来也没有用。顾准也一样，他最精华的东西是读书笔记，是和他弟弟的通信，他知道这些文字是不能发表的。
提问：他们那时研究的按需分配问题、中西历史的差异问题，以及哲学上的方法论问题、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其实都是根本性的课题。
钟祥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全球化的问题。
提问：如果沈志远没有过世，他等到了1978年，他的研究成果直接就可以用。
钟祥财：我跟你讲，我们80年代改革开放为什么那么顺利，除了邓小平的决断，还有就是一批学者还在，孙冶方就没有死，有那么一批有思想的老同志留下来了，他们推动了改革。
提问：这些人的思想是有积淀和深度的。
钟祥财：“反右”中、“文革”中大部分学者都被打倒了，有的甚至于生命都结束了，但还是留下来一批，这批人就是我们80年代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思想引领者，而且还在深化自己的研究，现在的就是我们这批人了，就是“文化大革命”当中的红卫兵、红小兵，没有读过什么书，陆陆续续也退休了。
提问：没有那么多的经历。
钟祥财：对，所以现在面临的是这个问题。
提问：怎么办呢？
钟祥财：还要靠教育，要有时间，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注释】
[1]这是胡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民主同盟纪念沈志远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回忆者有误，当时沈志远担任的是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