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谈李培南
采访对象：邓伟志
采访地点：邓伟志寓所
采访时间：2018年7月25日
采访者：包蕾萍 于涛
提问：老师咱们现在采访，您讲一下您了解李培南先生的经历情况。
邓伟志：李培南先生是社科院的第一任党委书记，社科院一成立他就在《解放日报》发表一篇大文章《加强理论建设》，我1960年毕业之后先在瑞金花园办公。李老的哲学一摊在2号楼，我们学习室一摊在1号楼，虽在一个食堂吃饭，只因级别悬殊，没有细谈过。后来这两摊都搬到陕西北路荣家花园那个小楼。我们办公室在一楼，他的办公室在二楼，又在一个食堂吃饭，我们食堂大概只有四五个桌子，只能坐二三十个人的小食堂，所以对他比较了解。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李培南先生从来没有做过抗大的学生，他是抗大的教员，不但是抗大的教员，还是红大（红军大学）的教员。他给我们讲过一次，他到张国焘部队里面去讲课，张国焘还派人监视他，怕他说一些对张国焘不利的话。后来他任山东分局委员。解放初期在温州，任温州地委书记，在那儿时间不长，就到上海担任交大书记，党校副校长了。他治学的精神相当艰苦认真，真是一个学界的泰斗。当年他办公室在二楼的时候，中午休息就一张席子铺在地板上，枕头边上放一个留声机听法文、德文，他就这么认真。所以他后来“文化大革命”在五七干校的时候，当时张春桥的《资产阶级法权》这本书很吃得开，李书记就用法文或德文来说法文的“法权”怎么说，德文的“法权”怎么说，来贬低张春桥这本书，上了内部资料，又把他斗了一番。他生活很俭朴，学习很刻苦。他生活怎么简单呢，到60年代我们在一个楼的那个时候，他冬天还穿当年黄色的军大衣。另外我们一个小食堂吃饭，他固定在一张桌子吃饭。他那个桌子是炊事员把饭送到他的桌子上的，他的菜跟我们是一样的，但他固定有一碟辣椒。他的桌子是固定不动的，就一碟小辣椒放那儿盖着，当然也不光他，包括副院长庞季云也跟他一道吃饭。他就比我们多一碟辣椒。庞季云是山东人，李培南是苏北人。另外，他钻研马列，尽管当时马列的书出的不多，但他都可以通读。在延安出过一个《学习资料》，前面是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再往后就是陆定一、陈伯达，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李培南的，这很了不起。这是公开出版的书，这说明他的政治水平很高。因为他对马列很熟悉，陆定一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小马克思”，他们领导人之间一见面，不称李培南，而是说“小马克思”来了，“李克思”来了。因为他对马列这么熟悉，所以他的文章能够排在毛主席、刘少奇之后。
提问：跟他形象也有关系是吧，他好像留大胡子。
邓伟志：他没有大胡子，他只是刮胡子比较少，络腮胡子。因为他生活实在太俭朴了，刮的比较少，从来没有长胡子。
提问：后来呢？包括像建设社科院，包括像后面的事情，“文革”啊，以及之后的事情您了解吗？
邓伟志：了解一些，后来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他还是在社科院，最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五七干校房子是自己盖的，我背纤拉船去买砖头回来盖干校的房子，经过市直干校。当时看见李培南还有其他几个老师，正在拉一个直径一米多长的铁滚铺马路，我心里不是滋味。因这时不少自然科学家已经“给出路”了，李老他们是大理论家，却不让他们搞理论，让他拉铁滚铺路。而且他说了一点儿法文、德文就受到了再批判。他“文革”以后，恢复工作，写了一本回忆录，他送我一本，很薄，他人生的经历，这本书上都有。
提问：我采访到他小女儿，她拿了一本线装的自传。
邓伟志：他送我的是铅印的。他夫人我也很熟，1978年曾有一阵子，我与他夫人戴鹏阿姨在一个办公室办公。
提问：据您了解，他和党的领导人交往经历有哪些？
邓伟志：他和党的理论家交往的比较多一点，陆定一等那些人也有过交往，他在山东，是山东分局的委员，这岗位是很厉害的。那个时候他对山东的一些理论界的人也是比较熟悉。我记得当时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也是理论家，我想不起来名字了，写了一本书，大概意思是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的书，很厚的。他请李老指教，李老对全国理论界都很熟悉，因为他代表上海理论界到各地开会。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是他向我们传达的。在流行“敢想、敢说、敢干”的“三敢”时，他向我传达还要讲“严肃、严谨、严格”的“三严”，即要有“严肃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严格的要求”，这种逆潮流而动的说法，让我终身不忘、终生受用。他原来不大出去，“文革”以后这个省委书记是他的学生请他去，那个省委书记是他学生，请他去。他的学生后来有很多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了。
提问：他在抗大的时候有一个外号叫做“红色教授”，很受学生的爱戴，您这个情况了解吗？
邓伟志：他当红色教授，因为他是红大的教授，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校长是刘伯承，后来到抗大，大家就叫他红色教授，因为他对马列掌握很透彻，他跟我们在一起讲马列也是头头是道。有一次同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一起开会。有位教师讲一句马列的话讲得不准确，他在底下告诉我马克思怎么讲的。还有一次我陪着他到上海团市委系统做报告，在外滩，当时听完了之后好多人都围上来，说“我的父亲是你的学生”，“我的什么什么人是你的学生”，他们知道李老在编一本哲学书，非常有权威性的那本哲学书是他主编的，一位现在还健在的团市委副书记，90多岁了，当时就问他要这本书，很多人向他要书。
提问：1945年6月左右，李先生具体从事哪些工作，我看他履历讲山东分局党校？
邓伟志：他是山东分局委员，当时是从延安过去的。反攻反到山东，他就到了山东。好像他当时是抗大一分校的领导。最近我住医院，与上海的很多老干部拉家常。好几位讲，听过李校长的讲课。
提问：当时工作还是做整风工作？
邓伟志：当时这样，康生到山东去了，康生原来管理论，他也就去了。事物是复杂的。康生是冤枉了不少好人，但也不是一件好事不做。1960年上海大批华师大教授的“唯生产力论”，李培南、庞季云内心是不赞成在吃不饱的日子里批生产力论。听说是李老写信给康生，提出不要再批了。后由康生出面干预，停止了批判。这是对的。
提问：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培南先生还曾经兼任过上海交大的校长，上海交大院系调整，还有访问苏联大学的建设这情况你了解吗？
邓伟志：不是很了解，他从温州回来到交大，恢复交大，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学业中做了一些建树，很不容易。因为有些教授当时思想比较多样化，他能够将各种思想、思维方式、各种价值观的人都团结起来，很不容易。交大杨酋老教授跟我说过一些对李老敬佩的故事。
提问：李先生在社科院的工作具体有哪些？
邓伟志：在社科院工作是这样的，那时候社科院的人分工比较明确，他主要是抓哲学、哲学建设。他主编的哲学书是受到中央赞扬的，是作为权威的书向全国推广的，他带领冯契等华师大的教授、党校的教授、复旦的教授、当然还有社科院的研究员来共同集体编这本书。他当时对整个院的工作管得比较少。社科院当时有一个常务副书记叫申玉洁，管各种事务工作，李培南支持他，他们几位常委之间合作得很好，一点儿矛盾没有，你委托人家干，用人不疑，用人也不能挑人刺，正副书记之间当时配合得很好。
提问：您了解李培南先生学术成就有哪些？
邓伟志：就是哲学上，他个人发表的文章少，但是他的理论水平都融合在集体创造之中，很多哲学的书和文章都要他定调子、批准，他指导人修改，用个人名义发表的很少。哲学讲历史唯物主义，李老对经济学也讲过不少，审阅过很多大学者的经济学文章。
提问：我查到资料说，他强调过注重调查研究这个理念？
邓伟志：对，是这样的，尤其是1960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候，他强调各个研究所都要注意调查，当时我是在社会科学院学习室，在学习室的时候强调我们写东西，学习室有一位叫强远凎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另外呢，我也写一篇文章，《解放日报》这个版由我们学习室包了，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培南很高兴，这一版给我们社科院增色添彩，李老、杨院长表扬了一番。
提问：李培南跟社科院的学生或者同事之间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
邓伟志：这个我一时想不起来，我想再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派社科院各个所都要下去调查，而且他跟别的兄弟城市的领导比较熟悉，联系后派人到浙江去调查，到安徽去调查，还派研究员跟随市委书记柯庆施下去调查。我在宝山葑溪搞调查，到安徽、浙江、江苏，其他地方的，我就不完全了解了。
提问：您怎么看他，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邓伟志：他是头脑很冷静的人，他也是饱经风霜的，所以他办事很谨慎，不成熟不对外发表，但内部讨论滔滔不绝，对外很慎重，特别是发表文章非常慎重，想问题想的非常深刻，发表出来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