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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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经天

我出身于一个从小农分化出来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的家庭里，家庭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从业所得的薪金收入维持。祖上遗有几亩田，叔伯分了，种田不足维持生活。父亲自小离家出外负贩，后做店员，收入仅足糊口，免于饥寒，幼年失学，但能刻苦自奋，业余就自己读书学字，在清朝末年，就秘密加入同盟会，进行颠覆清朝统治的活动。民国成立，因参加革命的关系，曾一个人出去做过几个月的府长，与官僚阶级有过接触。不久又闹二次革命，受党案牵涉，案发即跑到广东去，转加入中华革命党。从此到处奔走，在两广反龙济光、莫荣新、陆荣廷、陈炯明各役，都跟着党人一起参与活动，做过秘书、咨议、顾问、指挥等职务，没有一个固定的事业，也没有经常的收入，生活是比较困苦的。但他只信服孙中山，没有投靠过任何派系军阀。孙中山死后，即脱离政治关系，流寓广州，依靠哥哥当教员的收入维持生活。抗战时回广西，到龙州、百色各地避难，胜利后住在南宁家乡，以吟诗写字自娱。迨广西解放才被邀请出来参加广西省政治协商会议，并被任为南宁市人民政府委员。流浪一生，从无任何积蓄，没有增置过一田一屋的私产，只关心我们兄弟的教育，其他不多过问。1952年逝世，时已81岁。母亲是一个贫农女儿，20岁才与父亲结婚，能辛勤劳动，纺织耕种，样样都做，父亲无力照顾家庭的时候，就由她支持。1919年我们兄弟都已离开家乡，她才愿意同我一起到广州去跟父亲住在一起，1935年回南宁逝世。

我有两位哥哥，在南宁读书到中学毕业，都先后考得地方公费补助出外求学。大哥是出嗣继承伯父的，早分居，曾在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出来当过中学校长教员，大革命时加入国民党，抗战时在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做过事，胜利后回南宁在西江学院当教授。广西解放，转到珠江航务局南宁办事处工作。土改时，因大嫂在家里耕种几亩田并租种一块菜园，自己没有参加主要劳动，叫她的一个侄儿来帮助耕作，又放高利贷，被农民斗争，判为地主阶级。大哥因此离开服务机关住在家里，自己剥制动植物标本（他过去学自然科学，懂得此项手艺）维持生活。二哥到过日本留学，回国后，也当过中学校长教员，后长期在广州中山大学当教授，加入致公党，是该党的中央委员。解放后，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随广西工作团回南宁被任为南宁市副市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调任广西省水利厅副厅长。

以上所述，就是我的家庭关系。

1910年正当清王朝快要崩溃的时候，我6岁就跟着哥哥们到南宁新创办的模范小学读书，一直读到1919年中学结业。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急剧的变动。经过辛亥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专政、吴佩孚称霸、孙中山在广东做非常大总统，南北各派系军阀混战，国内政治混乱黑暗，人民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加以德国军国主义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条约、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这些因素促成1919年中国人民群众政治性的五四运动。

我年轻，不懂得什么叫作政治，但看到我父亲的政治活动，从自己生活上的体会，对现状是不满的。1918年末，我在中学读书，留日的中国学生派代表回国，到广西以幻灯进行爱国宣传，组织学生爱国会抵制日货，我参加了1919年北京学生发动的五四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就影响全国。北京学联派代表到广西联络，在梧州召开广西全省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我是南宁学生的代表去参加，成立省学生联合会。回南宁，我即被选为南宁学联主席，在学生运动中，受到群众政治斗争的教育。

1919年下学期，我中学结业，想出去升学，父兄都不在家，我就偕同母亲去广东同父亲住在一起。但父亲无职业，经济困难，由大哥当教授的收入帮助维持家庭生活。我因读书无钱，找职业又找不到，就此失学将近4年。1923年初，得到两个哥哥答应给我帮助，我才去上海浦东中学补习，暑期考进厦门大学，习理科。1924年，将放暑假，因学校当局辞退教授，闹成学潮，大部分学生与几个教授离开厦大，在上海建立大夏大学，下学期我就转到上海大夏大学继续读书。1925年，参加“五卅”反帝运动，在大夏大学进行反对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结果学校认为是我领导的，开除我的学籍，从此我就离开学生的生活。

这几年，中国在政治上比较重大的事件是：军阀统治的腐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人民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勃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运动飞跃的发展，工人从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国民党的改组，实行国共合作，群众运动起来，工农群众的结合，形成中国革命的主力，推进中国革命运动，产生中国革命的新形势。

我参加过“五四”影响下的学生运动，受到新思想的启发，求知欲很强，在广东失学，极感苦闷。当时各地正在提倡去法国勤工俭学，我也想冒险到法国去，因此勉强从私人教师学过两个月的法文，但筹不到旅费，没有实现。1920年，陈炯明占据广东，聘陈独秀来广州做教育工作。新思潮的传播，在青年中间发生很大的作用。我不愿在家闲居，急迫地要找事做，但没有找到，只得经常跑到广东省立图书馆去翻阅书报，消度时间，在此多少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到1923年去厦门大学读书，在同学中才碰到一个共产党员施乃铸同志，在他处看到进步的书报，因此我与他比较接近，但当时只认为他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同学就是了。1924年厦大学生闹学潮，亲眼看到资本家藉名办学的伪善面孔，露出穷凶极恶的真相，横暴地殴辱学生，以停办学校来威胁学生，想要学生成为资本家的奴才，就决定离开厦大。作为厦大离校学生团的代表去广州，帮助一部分学生交涉转学中山大学，得到广州新学生社的接待和援助（新学生社是共青团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与张善铭、阮啸仙等同志（都是共产党员）接触。因广州革命的空气较为浓厚，使我对革命的认识和要求更提高一步。我转去上海时，张善铭同志给我介绍到上海去与恽代英同志（共产党员）联系，即在恽代英同志的领导下，参加学生的宣传工作。1925年初，即由梅电龙、刘稻薪两同志（共青团员）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在青岛的日本纱厂资本家殴辱工人，工人起来罢工反抗，要求改善工人待遇，上海工人同情他们给予募捐援助支持。5月间，在沪西小沙渡路内棉纱厂发生日本工头打死工人顾正红事件，全上海的工人激愤异常，酝酿大罢工示威，提出要求条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行动委员会，下面分工委和学委，分头在工人学生中活动。恽代英同志通知我参加工委，同时由他和贺昌两同志介绍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5月25日，工人学生的积极分子联合组织宣传鼓励队到各大工厂大学校去报告顾正红被打死事件，发动工人学生群众起来声援，工人学生即纷纷组织宣传队到马路上向市民宣传。当日上海大学的学生被租界巡捕房拘捕，运动更加扩大，即决定5月30日由工人学生组织一个宣传示威运动，各马路里弄交通要道都聚集广大的市民群众。租界巡捕分头大肆驱逐逮捕，群众抗拒，形势紧张，为援救被捕的工人学生，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前面示威，英国巡捕下令开枪射杀示威群众，死伤多人，造成“五卅”惨案，爆发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的“五卅”群众政治运动。

“五卅”运动开始，上海学校改组，我代表大夏大学学生会参加，随出席全国学联，又代表学联出席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这是在我党领导下公开的群众组织，作为上海罢工、罢课、罢市的公开指挥机关。

“五卅”运动后，学校复课，我仍回大夏大学读书。大夏大学在成立时，聘有几个国家主义派的头子曾琦、余家菊等当教授，国家主义派即以大夏大学作为反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在“五卅”运动中，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右派结合，专门破坏学生的革命行动，分裂学生的组织，进行反共宣传。当时我在大夏大学已担任中共党兼共青团的支部书记，在我党的领导下，发动进步的学生，与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学校举行的“双十”纪念会上，在讲坛上公开揭露他们的反革命行动和篡夺学校、蒙骗学生的阴谋。学校借此说我侮辱师长，诋毁学校，给予记过处分，但大部分学生起来反对，向学校要求撤销处分，学校不接受，反而公布开除我的学籍，并停止期考，提前放假，请租界巡捕来学校驻守，防止学生闹学潮，我即离开大夏大学，就此投身到中国大革命的狂澜里面去。

最初党决定我在沪西区委做工人工作，办工人夜校。1926年初，广东革命形势飞快地发展，需要干部，党即调我到广东去，由军委派我到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做秘书，登记成为国民党员，不久转调黄埔军校政治部当宣传科长。经过3月20日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的阴谋，蒋介石反革命的面貌已开始显露。5月7日在广州举行国耻纪念的群众大会，孙文主义学会有意地分裂群众运动，率领黄埔军校学生到一个没有工农群众参加的会场上去。我代表政治部跟随部队行动，陈赓同志是大队长，即时通过在部队中的党团员，发动群众，自行整队离开，即转到真正的群众大会去。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无法制止，随派人混在部队里面进行挑拨，故意捣乱，与学生争吵斗殴……有两个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是蒋介石学校办公厅的秘书，被学生打伤了。因为我是政治部的代表，又参加大会主席团，蒋介石认为是我指使的，当晚下令将我撤职查办。经党的决定，我即离开黄埔军校。

党中央调我回上海，准备派我在浦东区委工作，因广东的国民政府决定出兵北伐，又立即调我去广东，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当宣传科长，进兵江西，攻占南昌、九江。1927年初，部队东下会攻南京，我在九江留守。国民政府已从广东迁移武汉，蒋介石驻南昌，与武汉对立，镇压工农运动，打击革命势力，首先在赣州屠杀工会领袖陈赞贤同志，在南昌解散工会、农协，改组国民党市党部（这些团体都是由我党同志领导主持的）。南京攻克后，蒋即率部东下，组织流氓捣毁各革命团体机关，并包围第六军政治部留守处示威。我们调集留守部队防守，才免被扰乱。沿长江的城市，蒋介石到哪里就在哪里捣乱破坏，一直走到上海与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勾结，公开地叛变革命。4月初，第六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同志在武汉来电，调我去南京，4月10日蒋介石则从上海来南京，即向我党进攻，到处搜捕我党地方组织的同志。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宣布“清党”，开刀屠杀。在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政治部已经暴露的均列入黑名单，形势险恶。党在上海派人到南京来联络，指示我暂留南京，并设法将第六军的部队拉回江西去。因第六军代理总指挥杨源浚与十九师师长张振武动摇犹豫，没有决心突围，结果被蒋介石李宗仁反革命部队完全包围堵截（以后全部被缴械改编），党才指示在第六军的党员在黑名单上有名字的均设法撤离南京。我同第六军政治部的同志，化装到了上海，党即调我去武汉，派到第三十六军一师政治部当主任。因汪精卫、唐生智与蒋介石勾结，武汉形势急剧变化，党军委调我回武汉，即派到叶挺同志率领的二十四师六十团当团党代表，随军去南昌，直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沿赣东南下，打到会昌，我在战斗中左腕和肺部受重伤。到汀州，二十四师扩编成第十一军，调我当二十四师党代表。因治伤随参谋团下潮汕，部队在揭阳汤坑战斗失利，我同陈赓同志等受伤人员住在医院，与参谋团失去联络，不能找到部队，只得设法搭船转去香港找组织关系。

我到香港后，党送我去澳门治伤。不久，因广州起义委员会书记周文雍同志被捕，党即决定调我去广州接替他的工作。我伤还未痊愈，即到广州组织工人赤卫队，同时进行营救周文雍同志的准备工作。经妥善布置后，即由工人赤卫队的红色恐怖队实行劫狱，从监狱医院里用武装将周文雍同志营救出来。12月11日广州起义，即由周文雍同志指挥工人赤卫队配合叶剑英同志率领的教导团，并肩作战，我在观音山战斗。建立三天的广州苏维埃政权即被白色恐怖政府镇压下去，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回到香港。

“五卅”运动后，因中国人民的觉醒，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运动很快地向前发展。1924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联盟，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的广大人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国的革命力量更加壮大起来，但是反革命就更拼命挣扎。在革命的营垒里面，因为有不同的阶级在一起，同时就存在有阶级斗争，有斗争会起分化的。很明显，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蒋介石，他的本质就是反革命的，他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着投机，为着夺取革命的领导权，盗窃革命的果实，在广大的工农群众革命力量的面前他是不能容身的，他的原形就会暴露的，最后自然就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汪精卫、唐生智之流也是一样的。当时，我党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没有明确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主要意义，对于革命营垒里面的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怕同他们进行斗争，怕失去他们的欢心，一味对他们退缩妥协，没有勇气和决心把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拿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手中来，结果把蓬蓬勃勃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运动断送了。1927年我党中央的“八七”扩大会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彻底的清算。从那时起，即由中国的无产阶级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责任。因当时革命力量受到损失，革命运动受到挫折，广州起义遂成为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退兵之一战”。

1928年1月，党派我去广西工作。

在广州起义后，广西全省戒严、交通封闭，我同一个交通员谢生桦同志，转由海道经北海、钦州，步行进入广西，因旅费用尽，只得装成乞丐，沿途乞讨。自国民党“清党”后，广西我党的组织已被破坏，只有一些脱险的党团员星散隐匿，关系都已隔绝。谢生桦同志是同正县人，就先到同正，潜在乡村小学活动，建立党团组织。后转到我自己的家乡南宁，利用社会关系更好活动，很快就把过去失了关系的党团员找到，了解情况。经过审查，很快即把党团的下层组织恢复起来，继续发展组织，近郊的农村和几个中等学校都建立有党团组织的据点，同时在一些工人群众里面（当时有不少参加广州起义的工人到南宁来做工）分头派人去宾阳、武鸣及右江各县找过去关系，进行工作，各地党、团的组织也即由省委陆续恢复建立起来。我将工作情况报告南方局，因南方局已撤销，派交通来联系，并决定6月初在贵县召开广西全省党代会（以前是广西特委，书记是朱锡昂同志）。广东省委派恽代英同志出席指导，成立广西省委，机关设在梧州，我是省委常委之一，派驻南宁，领导上述各地工作。12月，省委召开会议，因叛徒昌景林告密，省委机关被破坏，我到梧州时，省立第二中学的一个团员同志来通知，即转去香港广东省委报告。1929年初，广东省委委任文沛同志为广西省委书记，他同我一起去南宁，重新设立省委机关。不久蒋桂军阀战争爆发，文沛同志回广东省委请示工作，指定我代省委书记。当时南宁团的组织被不久前混入团的奸细（女师学生）告密破坏，团市委及在学校里的团员大部分被捕，其中有一个省立第一中学的团员潘海璠叛变自首（解放后潘自己坦白，我才知道他知道我经过的地方，告诉敌人），敌人在夜间派兵包围我因工作关系的住处，但我已先离开，幸得脱险。敌人对我搜捕很急，但我仍在南宁坚持，一直到6月，桂系李、白失败，俞作柏、李明瑞投降蒋介石，率部进入广西。因俞作柏在香港与我党广东省委有联系，即派党员同志到广西俞李的部队中进行工作。党中央派贺昌、邓斌两同志来广西指导，指示广西省委于11月初在南宁召开第二次省党代会，开展广西的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准备在广西创立苏维埃政权区域，组织工农红军。在当时，广西已具备有相当的条件，俞作柏、李明瑞的部队里面，有两个警备大队已为我党张云逸、俞作豫两同志所掌握。右江各县有党的组织和农民武装的基础，经过武装斗争，会后贺昌、邓斌两同志即决定派我先到右江布置工作，担任右江特委书记。我到右江不久，俞李又进行反蒋，结果失败。张云逸同志率部到右江，俞作豫同志率部到左江。10月27日，我率领右江农民武装与张云逸同志率领的部队配合，在百色到平马一带沿江城市，同时实行武装起义，解除驻在右江各县的反动武装，同时指挥各地的武装，建立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到12月11日，右江23个县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宣告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我当选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党中央委任张云逸同志为红七军军长，邓斌同志为政治委员。

1930年初，桂系军阀黄绍竑派兵进攻右江苏区。红七军转移到贵州地区打游击，我与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同志留在右江坚持。下半年，红七军才回师右江恢复苏区。但不久，中央派邓岗同志来右江传达“立三路线”，指示红七军猛烈地扩大部队，进攻中心城市，会师中央苏区，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所有右江各县的地方武装部队，全部编入红七军，成立4个纵队。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大部分调入军队工作，我也随军出发，由陈洪涛同志接替我的工作，与韦拔群同志一起留守右江。1930年10月，红七军在河池誓师，即向中央苏区进军。1931年4月间，红七军半年苦战，走遍5省，经过贵州、湖南、广东才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参加粉碎蒋介石匪帮对中央苏区进行的三次“围剿”。胜利后，在会昌开辟苏区，整理部队，进行肃反，从打AB团到打国民党改组派，因红七军十九师政治部主任余惠有国民党改组派嫌疑被捕，在刑讯下，诬供我也是国民党改组派，我也被逮捕，并被开除党籍，解送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经局长邓发同志亲自审查，他在广东省委时，完全知道我参加广州起义及去广西工作的情况。他的爱人陈慧清同志同我一起在南宁工作过，对我了解得更清楚，因此才获释放，留我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做审计工作。一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我也随部队参加长征。

在这时期，国民党公开反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蒋介石为着铲除异己，造成不断的军阀混战的局面，反革命内部也存在有极大的矛盾，但对革命的进攻还是一致的。蒋介石指挥全国反革命的军队向各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组织区域围剿，尤其是对中央苏区集中更大的反动兵力，连续地发动五次“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趁蒋介石反革命的机会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出兵侵略我国东北，攫取华北。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方针，一致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团结抗日，全国的革命形势又复高涨起来。我党经过“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单独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南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随后产生盲动冒险主义，“立三路线”又在党中央占过领导地位，中共六大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又形成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些错误的领导致使全国各地第一次大革命后恢复起来的革命力量受到白色恐怖极大的摧毁，党的组织在各地遭受严重的破坏，党的骨干大量牺牲，各省苏区的革命根据地，绝大部分失败放弃。只有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下的中央红军连续粉碎蒋介石匪帮的四次围剿，中央苏区以江西为中心扩展到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六省地区，获得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六届四中全会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到了中央苏区，改变毛主席正确的战略方针，拒绝毛主席正确的意见。在错误的战略指导之下，使红军在战斗中失利了，苏区缩小了。蒋介石匪帮更疯狂地进行五次围剿，最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直到1935年初，中共中央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才全部接受毛主席正确的领导。从此，中国的革命运动走向胜利的大道。

在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走了13个省区，为时一年。在江西出发时，我被编在中央的干部连为战士，到贵州遵义曾调回国家政治保卫局当总务科长，后又缩编到干部团高干队当班长，一样地执行部队的勤务，参加战斗，做宣传工作，打土豪，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生活虽备尝艰苦，但精神极感愉快。1935年11月才到达陕北苏区根据地，即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陕北办事处，我被调到中央粮食部担任秘书、科长职务，到各区动员生产，征收公粮，整理仓库，组织运输，供给各方面的粮食需要。同时，经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批准重新入党。1936年末，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举行“双十二”事变，拘囚蒋介石，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大批的进步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来延安。因粮食不够供应，1937年初我被派过黄河到山西去购买粮食接济，解决陕北苏区粮食的困难。完成任务后，回延安不久，爆发“七七”抗战，陕北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党决定调我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工作。后边区参议会开会，经党的决定，选出我为院长。1942年8月，调我去中央党校带职学习。1943年初，因整风审干，我回法院负责领导审干工作。在整风审干中，党给我的结论是：在工作上是负责的，在作风上表现急躁、不够耐心，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1945年初，党中央为做好“七大”的准备工作，审查各地红军苏维埃斗争的历史，分别召开“山头会议”。中央派陈毅同志负责指导召集前红七军在延安的干部开会，审查过去红七军及广西右江苏区的工作，朱德同志与彭德怀同志均出席参加。会议由我主持。关于我在右江时期的工作，经过检查，大家认为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右江的革命根据地，是具备有条件可以巩固发展的，右江的放弃，主要是“立三路线”指示的错误，我做地方工作，我是愿意留在地方坚持的。同时关于我的历史，也经过在延安各负责同志的证明，自参加革命以来我一贯的都在党的领导下面工作，从来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关系，经过长期的考验，无论处在任何艰苦环境，政治上没有动摇过。因此过去在肃反时期因被诬为国民党改组派而被开除党籍的问题，中央组织部决定宣布取消，恢复1925年5月以来的全部党籍。4月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我作为陕甘宁边区西北局的候补代表列席会议。正在大会进行期间，中央调集一部分武装部队和干部准备派到湘粤桂边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即以陕甘宁边区的警备第一旅为基础，并调八路军总部的警卫团合编为八路军南下游击第三支队，中央军委警备一旅旅长文年生同志担任支队司令员，我担任支队政治委员，由毛主席及中央各负责同志当面给以具体的指示，并亲自到誓师大会上动员。于七大结束后三天，即从延安率队出发，渡黄河，经太岳，走太行，沿途与日伪拦阻部队作战，8月间挺进到陇海路铁门一线，苏联红军进攻东北，歼灭日本的主力关东军，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完全胜利。我们部队即集结在济源、孟县候命。当时，中央派彭真同志去接收东北，调集大批的部队和干部赶到东北去，同时电令我们全部转去东北，并组织干部队兼程赶去沈阳。我就率干部队先走，9月下旬到达沈阳见彭真同志，决定我们部队开到锦州与冀热辽军区的部队合编，受李运昌同志指挥，防守山海关至锦州一线，成立第三前线司令部，李运昌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文年生、黄永胜两同志为副司令员，我为副政委。1946年初，锦州失守，部队改编，我同李运昌同志一起去承德，为着应付军调部工作，派我到交际处工作，协助萧克、陈伯钧两同志搜集情报。不久又调我去张家口，在晋察冀中央局担任副秘书长。年底我军撤离张家口，我因病在阜平休养。1947年4月间，刘少奇同志与朱德同志到阜平，与我谈话后即派我去山东做敌军工作，主要的任务是瓦解两广的敌军部队。当时广东的我军游击部队东江纵队北上到山东，中央指示改编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曾生同志为司令员，我为政委，受第三野战军的直接指挥，转战于鲁、豫、苏、皖一带地区，曾参加过豫东、济南、淮海几个大的战役。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因病到济南治疗。3月，中央调我同曾生同志去北京，接收在北京投降的粤军六十五师何宝松的部队，整理改编；同时决定两广纵队改归第四野战军指挥，从淮阴移驻洛阳候命。4月间，大军渡长江，我即转回部队作南下的准备。7月率部南下，经豫、鄂、赣三省，挺进广东东江，堵截从广州逃出的敌人一个师，使其全部向我军投降。10月，广州解放，调我去广州，中央决定派去广西工作，担任广西省副主席，年底与张云逸主席一起去广西。1950年6月，中南局调我来武汉，担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的职务。1952年“三反”后，1953年随着司法改革的进行，因我在工作中严重失职，违反组织纪律，6月间被撤职，住招待所至1954年4月，派到汉口港务局做副港长。

（原载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史办公室编著：《重拾历史的记忆：走近雷经天》附录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