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农和新四军

李亚农是我父亲。他在家里的兄弟中（不含四位姐妹）排行第四，父亲、二伯父、^[1]三伯父^[2]都是在日本留学的，只有大伯父没有出国。听长辈们说，大伯父从小聪慧，学堂考试通常难不倒他，但因学习无长性，屡屡中途辍学，后来干脆当了云游和尚，在地方行医治病。父亲10岁就去日本留学，过去一些传记说他是由三伯父李初梨带到日本去的，这一点后经伯父本人回忆，带父亲去日本的应该是同乡漆树芬，^[3]漆先生当时正好要东渡日本，所以就把父亲带到了那里。

父亲考入的高中是日本的一所官费名校。^[4]这类学校颇热衷于向学生灌输“精英”意识，那里的学生往往也目空一切，自视甚高，平日穿着类似于士官服的校服，在公共场所大街上随地吐痰、喧哗，甚至随处小便，民众对他们十分宽容，总以为他们将来都是社会的栋梁。父亲或多或少也受了这些影响，给后来的工作交往、待人接物方面留下了一些个性的印记。

1927年，父亲在京都帝国大学入党，后来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而坐牢，在牢里度过了3年，风湿性心脏病就是在那时候患上的。后来之所以能放出来，也是因为保外就医。出狱的时候便衣还是一路尾随，不过那个便衣还是比较客气，见了面甚至还相互点点头，打打招呼。不久，父亲在朋友的帮助下，甩掉了便衣警察那个尾巴，回到国内。

回国以后，父亲热衷于古文字学金文的研究，乐不知返。他虽未恢复组织关系，但也力所能及地为党作了一些的有益工作。^[5]到了抗战时期，书斋再也坐不安稳了，经上海地下党安排，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沿途受到了叶飞副师长的热情接待与其部属的一路护送。

父亲一到军部，因其过去党内的经历及专长，就被中央军委委以重任，^[6]担任敌工部副部长，主要从事日俘的教育和团结工作。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就有好些日本战俘夫妇回国前相约来我家辞行，有些甚至在中国加入了共产党。重要的节日他们和父亲还总不忘互通贺卡书信致以问候。

听母亲讲，抗日战争结束时，日军只愿向美军和国民党军队投降，而不愿意向浴血抗战八年的新四军投降。当时新四军军部就在日军投降大部队集结地的附近，我们的军队数量不多，势单力薄，但又必须坚决执行总部命令，让日军就地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形势一触即发，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总部派出的军事代表在谈判桌上义正辞严，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痈疽在身的父亲当时作为敌工部副部长，又是日本通，一方面与之闲聊日本的乡土风情以联络感情，另一方面又分析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晓以利害。文武之道，上下其手，终于迫使日军向我方无条件投降。为此，饶漱石政委还专程去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父亲以示慰问。

内战爆发后，华中建设大学的教授们由父亲带队撤退到大连，在后方休整待命。到了准备反攻的时候，部队后勤迫切需要周边的很多军工厂，特别是日本中央试验所^[7]的帮助。父亲当时负责接收这些军工厂，但是日本技术专家起初非常不合作，尤其以荻原定司^[8]最为顽固。所以父亲就不断和他交流，做工作，终于感化了荻原。^[9]荻原定司不仅完全转变了对我们的态度，还公布了他以前一直藏着的冶金技术。^[10]粟裕将军说“华东地区的解放，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而这20万发炮弹技术上的关键就是荻原定司提供的帮助。^[11]荻原后来担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在中日还没有建交的时候，是我们和日本民间商贸沟通的桥梁。他每次来中国，见到周总理常提起父亲，日程安排允许的话，也会来我们家，所以荻原我见过多次。

我们打小就知道，父亲最为佩服和敬重的领导就是陈老总，他对父亲是有知遇之恩的。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在黄花塘事件中，饶漱石鼓动一批不明真相的军部高级干部联名致电中央，排挤和打压陈毅，为此还专门找父亲个别谈话，父亲只是装糊涂，硬是没有在电文上签名，当然这件事情也得罪了饶漱石。但可能也正因为如此，父亲和陈毅部属间的情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一直延续到父亲生命的终结。

解放战争时期，陈毅通电华野各部，凡挖战壕挖到的或者收缴上来的文物统一交由父亲集中保管，后来这批文物成为上海博物馆建馆的首批藏品。到了上海，父亲一方面忙于接管中央研究院在华东的研究单位，同时还主持和负责市文管会的组建工作。文管会拿的钱非常多，占了文化局拨款的一半。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不少工农干部当时很不理解，批评和指责声四起，说父亲是个老古董，花费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去买这些破铜烂铁、坛坛罐罐，简直是糟蹋国家的钱，弄得博物馆上上下下惶惶然。亏得当时有陈老总作后盾，出面解围，帮父亲顶住了压力。当时博物馆只要收进了什么新宝贝，父亲总不忘通知陈老总过来欣赏，他也总是兴趣盎然，有请必到。现在这些文物，不少已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蜚声中外的国之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