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担任交通工作

1930年11月，我从长江局调出，担任中央去北方局的秘密交通工作。当时北方局在天津，从上海到天津往返都是搭乘海轮。

那时，我一个人住在上海新闸路上一家前楼里，谎称是跑单帮做生意的。送一趟文件，来回总要十天半月，这期间不在家，不致引起房东怀疑。到天津后，我住在事先约定好的旅馆里，按照约定的姓名和暗语与来人接头。有时我需要再等两三天将北方局的文件带回上海交中央。在上海和我联系的是中央交通局负责人吴德峰。

当时搭海轮上下码头，检查比较松，我把文件缝在被套里或者放在枕头里就能应付过去。我上船后，总是同水手联系，花几块钱买一个水手自己的铺位住下，那里是检查不到的，即使碰到检查时，水手也能帮你应付。水手这样招揽客人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不会受到责怪。

我当时的打扮，完全像北方商人，身穿大棉袍，头戴瓜皮帽，棉裤腿用当时流行的腿带扎着，脚上穿着布底棉鞋。这种打扮在北方城市里是比较普遍的，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在接头的旅馆里，北方局和我接头的同志不在。这时，北方局的领导人贺昌来了，他一进门，又马上退出去了。因为他不认识我，这种打扮不能不使他警惕，后来才明白这是场虚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