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新中国成立以后，沈志远的著作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他担任了大量的行政工作，并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使他没有时间从事专门的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合作化运动以后，有些党内高级领导人因为在经济政策问题方面有不同的想法而受到了批评，[3]作为党外人士的沈志远，当然就更需慎重了。更重要的原因，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沈志远的处境变得非常困难了。
从1949年到1957年“反右”斗争以前，特别是在1953年以前，沈志远通过写文章、作报告、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政治经济学广播讲座等多种途径，做了许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工作。
沈志远在主持上海民盟工作期间，在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委领导下，在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方面，在调动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作为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沈志远是受到党的重视的。1956年下半年或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一次在沪视察时，曾在锦江饭店召见沈志远、周谷城等三四位同志，垂询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
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把沈志远也错划为“右派”分子。过了一年半，于1959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就批准给他摘去了“右派”帽子，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布。
但是，“左”倾错误仍在慢慢发展。野心家康生对沈志远落井下石，在一次报告会上说什么沈志远是从书本上讨生活的，是在革命顺利的时候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摊子、在革命不顺利的时候收摊子云云。这完全是污蔑！沈志远近200万字的主要著作和译作，恰恰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前30年代革命不顺利的时候写的，相反，正是康生一伙，在革命顺利的50年代剥夺了沈志远为党工作的权利！但在当时，康生的话就是最后的判决。在一些图书馆里，沈志远的书被盖上“此书作者系摘帽右派”字样的图章，他的工作受到了种种限制，他的作品也几乎没有可能发表。
但是，在沈志远处于逆境的日子里，党内外不乏关心他、帮助他、鼓励他的同志。罗竹风和他的夫人对于沈志远及其亲属都是十分关心的。沈志远在日记中记录道，1963年1月19日一次会议午饭后，刘述周与他同坐一起，“态度非常自然地”谈起沈志远在苏联时斯大林领导的反托反布斗争情况，“完全没有一点奚落或敷衍的态度，而是作为一个熟识的同志来同我闲谈的”。吴玉章在60年代初曾给沈志远写信并索借《理论与现实》杂志。宦乡曾复信沈志远，支持他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并称沈志远为“同志”，民盟的史良、胡愈之也曾对沈志远表示鼓励。千家驹更是热心地帮他看稿子，为发表他的稿子而奔走。徐铸成在《回忆沈志远》一文中谈到有关沈钧儒的一段话，“记得一九五八年，沈衡山（钧儒）老先生来沪，约见我们二人。那时，我们已‘破帽遮颜过闹市’了，老先生诚挚地对沈志远说，‘我最初学马列主义，都是从你的书里学的，你是我的老师。不要灰心丧志，应该在考验中振作起来，你将来仍然是我的老师’。这些恺然的慈爱之言，我听了也潸然泪下……”正是这些同志的关怀、勉励，给沈志远带来了温暖，使他在逆境中能够看到光明，得到了继续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从1957年到1965年，是沈志远生命的最后7年。逆境可以限制沈志远的工作，却不能限制他对国内外大事的关心以及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大跃进”运动开始之初，他也和许多淳朴的群众一样，高兴了一阵子。但不久，他就发现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时康生抛出了一篇文章，以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是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为借口，压制人们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怀疑和不满。面对严峻的现实，沈志远面临着两种选择：头一种选择就是随着风向，顺着潮流，高唱赞歌，做一个风派文人；另一种选择，是实事求是地向党进言，但这可能要得罪大人物，可能要“罪上加罪”。
他又重新研究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阅读了一篇又一篇革命导师的著作，学习了一份又一份的党的决议，注视着报纸上放出的一颗又一颗“卫星”，他认真地思考着。
1962年1月的广州会议上，宣布大多数知识分子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周恩来还号召发扬民主，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4月在北京的全国人代会和政协会上，周恩来指出了政府工作中有过高过急的毛病，再次号召发扬民主，陈毅也发出了同样的号召。李维汉对知识分子做了“大有进步，还有问题”的估计。在北京开会期间，周扬还亲口勉励沈志远继续写文章。在这样的背景下，沈志远下定决心，准备针对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写一系列的文章。
沈志远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一文，根据《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等文中论述，结合当时的中国实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首先指出，“按劳分配是谁也无法躲避、改变或违抗的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它是不以人们对它的好恶而转移的，“按劳分配，也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一样，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他表示反对那种“过分强调了按劳分配的过渡性……强调现在就该‘积极培育按需分配的萌芽’，而把事情说成仿佛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按劳分配规律的作用范围逐步缩小、按需分配规律的作用范围逐步扩大的过程”的观点。他指出，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唯一合理的分配制度。它是唯一合理的，就因为它体现着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它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
在论述按劳分配与各尽所能、物质鼓励与政治思想教育的关系时，他指出：“当我们谈论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时，我们决不可忘掉各尽所能这个前提”，他指出，“单靠物质鼓励是不够的……首先还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加强宣扬不辞艰辛，不计报酬，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勤勤恳恳、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精神风格的思想教育”。他同时指出，“片面地强调政治挂帅而忽视群众的物质利益，也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更有进者，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本身就是‘政治挂帅’的一个重要方面。反之，若不重视‘按劳分配’原则，不重视群众的物质利益，那个‘政治挂帅’就会落空”。这篇在今天读来都很亲切的好文章，是60岁的“摘帽右派”沈志远带病写成的，据他的日记记载，抱病写完此文时，体温已上升到38.3℃了。凡是了解那个年月历史背景的人，都会懂得这篇文章，绝不是一篇普通的学术文章，而是沈志远针对当时的时弊、反对当时的错误潮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捍卫群众利益的一个战斗行动，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份，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沈志远沉寂了4年以后再度发表文章，而且竟敢和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按劳分配逐步取消论唱对台戏，这大大激怒了上海那个大权在握的所谓“好学生”，他狂叫道，右派分子没有资格教训我们应该如何搞分配！一场大的灾难又将降临到沈志远头上了。
沈志远在1962年6月还写了题为《论社会主义的相对稳定性》的文章，从他后来被迫做的检查中可以知道文章的大致内容。该文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有自己质的规定性，因而有一套自己的经济规律，相应地，我们反映这一套经济规律的经济政策，也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这篇论文，先寄给北京的千家驹，千家驹又推荐给聂真，并送至《光明日报》，但是该报以“这是一篇政论性较强的文章，不适合在本刊发表”为由退了稿。事后，上海《文汇报》的一位编辑表示愿意采用，但此时，上海那位大人物已经大发雷霆了，结果未被登出。沈志远反对以中国的国情特殊为理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此，他计划写一系列的文章，向中国共产党直言他的看法。除前两篇外，他还打算写《意识与存在》《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由于1962年底他又陆续受到批判，所以没有能够写成。
1962年7月23日，由沈志远执笔在上海市政协会的8人发言《为更好地展开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而努力》中指出，“理论宣传工作上表现的某种程度的片面性……表现于以下一系列的问题，如我们往往强调了不断革命论，却忽视了发展阶段论；强调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却忽视了客观可能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必要性；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却忽略了它的相对稳定性；强调了政治思想教育，却不大重视物质利益原则；我们往往非历史主义地夸大了按劳分配原则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却忽略了按劳分配首先，并且主要是体现无产阶级法权，是作为‘按资分配’、‘不劳而获’资产阶级法权的对立物而存在的道理；我们谈生产关系的改革比较多，而谈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则比较少；强调上层建筑比较多，注意经济基础的决定意义则比较少；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宣传上，我们政治强调得多了一些，经济谈得少了一些；解释政策相对多了一些，探讨规律相对少了一些；宣传高速度多了一些，研究按比例少了一些；强调政治任务多了一些，研究经济效果少了一些……”
由此可见，沈志远忧国忧民，经过了4年的观察和严肃的研究，来向中国共产党进言的，他是光明磊落的。正如徐铸成在回忆文章中说的，“他参加政治活动多年，但没有一点政治‘活动家’的气味，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趋时，不媚世，不见风使舵，不巧于逢迎，这也许是他致命的‘弱点’罢！”“但历史将证明他是一个强者……”
沈志远勤于学习、勤于写作，严格要求自己，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推卸自己对党和人民的责任。虽然由于发表了《关于按劳分配的若干问题》以后日子又不好过了，但他在1962年底还是为自己制定了两个《本人研究工作十年规划草纲》，计划在1963—1967年进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写4篇文章，共约60万字，在1968—1972年，打算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以利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计划写40万字的文章。
从1962年9月开始，沈志远开始写《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概说》一书，到了1963年，他的处境日益困难，心情十分沉重，他的日记里，有他对夫人崔平所说的一段话：“我明知我写的文章是不会再发表了，不让我写作，就像不让演员演戏一样感到难受，但我还是得写……”，这一时期他往往是白天挨完批判，晚上回家写文章，或是接连几天赶写非写不可的检讨，然后再接着写文章。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概说》13万字，内容构成：序言；第一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条件和它的必然性；第二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第三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两重性、矛盾性和它的历史地位。
沈志远在这部专著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资产阶级及国家和垄断组织打成一片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型式，是它本身发展中的一个更高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表现为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发展阶段——自由竞争和垄断、工业资本和财政资本两个阶段以外的超垄断的第三阶段，而是垄断阶段、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以内的一个分阶段。但是，“作为一种新形式或一个发展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其不同于20世纪初期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些新特征，这些新特征主要表现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发生一些量的变化或现象上、表现形式上的变化。不论是资本家的所有制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方面，特别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方面，也不论是分配关系方面，或是在流通领域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虽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绝对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任何一条重要经济规律，它却使它的表现形式和作用程度上发生一定的变化，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每一条经济规律都通过各种变形而发挥它的作用”。在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的方法论问题上，沈志远表示“不能同意把全部实质简单化地归结到国家从属于垄断、国家成为垄断寡头发财致富的工具……对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我们必须从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去进行探索。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排斥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对于经济基础的重大作用”。
在我国经济学界，系统地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专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概说》是比较早的一本，甚至是第一本。遗憾的是，这本专著，正如沈志远自己预料到的，没有能够出版，只有少量油印本。
在那个所谓“好学生”的指使下，对沈志远的批判从1962年9月开始，断断续续，逐步升级，到1964年下半年，达到了高峰。随着批判的升级，他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血压经常超过200毫米汞柱，最后，手抖动得连字也写不端正了。他大量地服用降压药，抱病参加了1964年底的全国政协会议，1965年初回到上海后，患重感冒卧床不起，1月26日，因心肌梗塞，突然逝世。
传记人物的生平事迹应该放到传记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中进行研究，而不应一味突出传记人物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先知先觉”，这恐怕是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这样的认识，沈志远的一生，应该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就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家沈志远。
沈志远把他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原载《晋阳学刊》1983年第2、3期）
【注释】
[1]沈志远在1949年此书长春“解放版”序言中说此书初版于1934年是一个笔误。据笔者看到的此书初版、第三版的版权页以及初版自序作者签署的日期，都表明此书初版于1934年5月。
[2]罗竹风：《回忆往事，悼念沈志远同志》，《社会科学》1980年第10期。
[3]例如，中共中央原计划用18年完成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3—184页），后来邓子恢根据这一精神，在50年代中期主张一些地区的合作运动可以适当放慢，被当作右倾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