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李亚农同志
陈修良
我同李亚农同志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开始认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是一位古代史专家，著有《欣然斋史论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留下了光辉的著作。
1942年时我们同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部工作。他那时在军政治部敌工部任敌工部副部长，我在华中局办的《新华报》任总编辑，我们时有往来。他经常到报社来聊天，谈时事问题，对日本问题谈得特别多。他10岁时就随三哥李初梨到日本留学，日语很好。他同日俘谈话，操着流利的日语对日本士兵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代表日本的财阀来侵略中国领土的，我们人民之间，并无仇恨，根本不需要互相残杀。”他并向日俘宣传新四军的俘虏政策，日俘很受感动。他们表示要求早日停战，中日友好，将来回国以后一定向日本人民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由于中国军队对俘虏的优待，由于李亚农同志对日俘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使日俘的思想起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回日本以后大都能够认识与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李亚农同志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工作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狱，1929年到1931年期间均在牢中度过。1933年离日后返回上海，因当时党中央机关的破坏，失去了党的关系。但他决心研究马列主义，特别是历史学，就在这时期打下了历史学的基础知识。他对郭沫若很钦佩，他在日本时已从事金文、甲骨文的研究，并攻读中国的古代史。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亚农离开了上海孔德研究所，凭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决定投笔从戎。1941年他带着简单的行李渡过长江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去找他的熟人彭康、陈同生等同志，要求留在新四军中工作。陈毅军长热忱接待。那时有许多俘虏，需要精通日语的工作人员去做日俘工作，军部决定委任李亚农为军敌工部的副部长。就在这个时候，他经常到华中局新华报社来找我闲谈，他告诉我在日本的情况，要求入党，请求我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经华中局组织部的同意，批准他重新入党，我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在军部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他从此更加努力工作与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军部迁到淮阴城内，李亚农同志还在忙于日军投降事宜。当时我在淮阴华中建设大学工作，因为抗战胜利，各地需要大批干部，建设大学第一期学员与工作人员全部调配工作，分散各地。1946年春，国共矛盾日益严重。国民党决心要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向江北进军。我军被迫撤往山东。当时建大第二期的校长正是李亚农。也因为战争关系，建大随军北撤，李亚农等同志渡海到了大连。我奉命去南京工作，我们暂时分手，各奔东西，为伟大的三年自卫战奔驰战地。
1949年4月南京解放，5月间上海解放，李亚农同志随军南下。1950年我从南京调到上海市委，李亚农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主任，我们经常在一些会议中见面畅谈。1952年“三反”运动时，社会上空气极为紧张，李亚农同志领导下的许多科研人员多是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工作人员，一时情绪紧张，怕被无辜牵连，工作上表示很不安心。李亚农同志对科学界人士的心情是很了解的，他信任他们，又怕发生意外。他有一次在会议期间同我个别谈心，他说“这批科学家是要保护的，不能随便乱碰，一碰就会打碎，带来严重损失”。他很怕有些不懂事理的粗暴行为，所以他忧心忡忡地同我谈“三反”问题。我很同意他的意见，知识分子有很高的自尊心，无辜地被凌辱为“贪污分子”，那会招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在李亚农同志领导之下的科学家没有遭到批斗与谩骂，他们还能继续地研究科学。可是有一次有些同志不服从领导意见，用粗暴的行为批斗了一对科学家夫妇，这两位科学家一时气得失去了理智，竟然双双服毒自杀。此事传开后震动很大，市委为此事也进行了一次讨论。李亚农同志极力反对用粗暴简单的办法对待知识分子，要求作为经验教训，严禁各级干部乱搞。“三反”运动必须重视调查研究，不能随意推论，乱扣帽子。经过这件案子后，各系统对“三反”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重视起来，知识分子自杀事件大大减少。
李亚农同志最有兴趣是谈历史科学，我觉得他对于历史科学的态度和研究方法与众不同。他很少教条主义的味道，他重视史料，善于思考，审慎地做出结论。有些争论不休的问题，如关于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他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许多人不肯耐心研究中国的古代历史，而喜欢抄袭马列主义的现成结论或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不真实的结论来论证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有许多学者抄袭西方的一些理论不加分析，把中国封建制提早了许多年，也有人把它推迟了许多年。李亚农根据历史的记载和出土文物相核实，他认为周初还是奴隶制社会。大约经过了300多年到了周宣王时期，才开始建立起了封建社会制度。另一问题是关于所有制与社会性质问题。他认为所有制的改变是随着生产工具的改变、生产关系的改变，才能逐步地转化，不可能根据统治者的意志任意改变。社会生产关系成熟之后，要不改变也不可能。例如美国奴隶制与俄国农奴制的改变。中国殷朝灭亡之后的周朝，开始时也并不是立即进入封建制社会，还是存在着奴隶制度。这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观点对于研究历史者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社会主义的特征，并未深入研究，我们只是以为俄国一旦政权移手，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弄出许多笑话，甚至公然有人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社会主义了”。
1959年人民公社在一纸号令之下，全国立即成立，土地公社化了，人民生活军事化了，吃饭在食堂，连农民世代居住的家屋也实行统一分配，生产工具全部归公，弄得民不聊生，而美其名为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如何，不问可知，是路有饿殍，农业生产荒芜不堪，市场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种不幸的惨祸如果稍稍研究一下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不要把“联共（布）党史”当作圣经，也许我们不至于遭到如此严重的恶果。李亚农同志并不赞成这样做法的，他正陷入严重的癌症中，在感叹中度过苦难的日子。他没有留下应有的理论文章。
其次，关于中国的文化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他对此也很重视。他着眼于殷代600余年的统治，黄河流域一带的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后周族继殷族之后，继续加以发展，形成了汉族文化。在秦汉之际，发展于北方的汉族文化就传播到珠江流域去了。他的论断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与规范很有益处，和西方文化的发展相比较也很有用处，总不至于有人再敢说中国的文化是从西方流传过来的吧。
李亚农同志精心研究中国的古代史对于有同好的沙文汉同志颇有影响，他重视李亚农的文章。他在着手研究古代史的时候，也正在肺心病十分严重的时代。李亚农同志死于1962年，沙文汉死于1964年1月，他们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志愿，要解决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但都不幸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沙文汉生前留下了《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一书（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他们都各有自己的论证，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同郭沫若和苏联的大百科辞典对中国奴隶制问题的观点很不相同。沙文汉生前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惜没有彻底完成，许多同志尚待继续研究。我期望后一代的历史学家继续研究，把李亚农、沙文汉二位同志没有完成的志愿，能有一天做出光辉的结论。
李亚农同志说过：“要创造新的，就必须继承过去的一切值得继承的。”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对于那些轻视继承性，侈谈“新理论”的人应当向李亚农同志学习。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是不足同其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任何社会问题的发生都有它的历史渊源。不知过去，就无法知道现在和将来，对于研究任何学科，我想都有一个共同规律的吧！抛弃了中国固有的社会经济政治传统，盲目抄袭外国的革命经验，曾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这个教训在纪念李亚农同志的时候，也是要永远地记住的。
1986年8月13日抗战纪念日
（原载《史林》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