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炳坚谈雷经天
采访对象：雷炳坚（雷经天之子）
采访地点：上海社会科学院总部图书馆
采访时间：2018年7月19日上午
采访者：荆有为
提问：第一个问题，您从头讲一讲您了解的黄克功案件当中雷经天先生的工作。
雷炳坚：我父亲雷经天在审理黄克功案件的过程中，实际上面临着几个挑战。第一个就是说当时他接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庭工作的时候，他既没有法律学习的背景，也没有法律工作经验，可以说是一个法律新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忘记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为革命的初心，牢记了党中央对加强边区司法建设的使命，所以毅然决然地挑起了这副担子。
第二个挑战就是说他要审判的对象是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红军将领，又是一起走过长征的战友。当时面对着怎么样处理黄克功案件，有两种思想：一种是说要依法处理，还有一种是要网开一面，让黄戴罪立功。我父亲因为从他自己的非常坎坷的革命征途当中始终坚守着对革命的忠诚，这样一个人生经历体会。所以他对像黄克功这样危害党的事业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这种行为，是非常深恶痛绝、疾恶如仇的，他是要坚持秉公执法的。
第三个挑战就是当时在边区没有系统的完整的司法，体系还不够完善。所以怎么样才能够体现这个法律的公正来审判黄克功的案件。我父亲就采取了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这个案件的方法，采取公审的方法，来达到司法的公开、公正、公平，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这个案件最后的审理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也说明了这个案件是我父亲在他的司法生涯当中的一个经典之作。
提问：1945年春，雷经天先生历史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就是1925年5月以来的党籍全部恢复了，这里面的情况请您讲一讲。
雷炳坚：我父亲是1925年5月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的时候，由恽代英和贺昌介绍，先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然后再由团员转成中国共产党党员。从那时以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很多坎坷。他实际上有过三次被开除党籍的经历：第一次被开除党籍是在1927年的12月，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因为跟大部队失去联系，在广州隐蔽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想办法从广州逃脱出来到香港接上党组织关系。这时候广东省委就说他是临阵脱逃，欺骗组织，所以给了他开除党籍的处分。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就宣布这个处分无效，所以他的党籍得到了保留。第二次是在1930年的时候，中央当时是李立三在领导，他制定的“左”倾路线，提出来要集中红军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当时我父亲在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担任领导工作，他觉得这个方针是错误的，对根据地会有很大的危害，所以他坚决地反对。结果被扣上了反对中央路线的帽子，所以又被开除了党籍。开除党籍以后不久，结果中央又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所以在红七军召开第二次党代会的时候，又恢复了他的党籍，但是这时候他的职务已经被撤销，再也不担任领导职务了。红七军从广西到了江西以后，在中央苏区又遭受了第三次厄运。1931年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我父亲被人诬告成国民党改组派，遭逮捕，然后准备在第二天被枪决。这个时候是邓发，一个完全了解他革命经历的领导同志，当时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从枪口下面把他给救出来了，所以他逃脱了死神的威胁。但是从这以后，他就一直是没有党籍的，一直到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包括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过程中，他始终是一个没有党籍的老兵，而且政治上还背着一个黑锅。在长征当中他就是做一个普通战士，担任着打仗、侦察、烧饭这些任务。
经过长征的艰苦磨炼，1935年到达延安之后，根据他在长征当中的突出表现，中央党务委员会同意他重新入党，所以他的党籍当时是从1935年算起，前面的10年，就是1925—1935年的党龄就没有了。一直到1945年七大召开之前，中央召开红七军座谈会，把广西当时的这段历史全部审查了一遍，发现他当时坚持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另外他也不是国民党改组派，嫌疑被取消了。这时候中央才决定恢复他从1925年以来的党籍。
提问：请您简要地说一下雷经天先生一生的经历，包括具体什么时间出生，出生在什么地方，家庭情况，小的时候求学经历，到后面革命时期、解放之后，包括像华东政法学院的工作等。
雷炳坚：我父亲出生在1904年的农历五月二十四号，我的祖父是一个有着民主思想的爱国商人，我祖父很早就参加了辛亥革命，也是广西南宁第一个剪辫子的人，所以祖父这种革命的思想对我父亲从小都影响很大。我父亲1919年读中学时，正好是北京发生五四运动，他在南宁也组织了3000名中小学生召开大会，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到1923年，他到厦门大学读书，又组织了反对厦门大学反动校长专制统治的学潮，被学校开除。当时因为学潮影响很大，受影响的有一大批学生和教授支持我父亲的行动，所以这一大批学生从厦门大学退出来，有一部分到了广州的中山大学，有一部分就在上海成立了大夏大学。他当时还想到广州中山大学去继续读书的，因为广州中山大学愿意吸收这批从厦门大学出来的学生。但是因为广州接收他们的人员当中有共产党员，发现他是一个比较要求进步的学生，就希望他到上海大夏大学去读书，去找恽代英，结果他接受他们的劝告就到上海来，进入了大夏大学，和恽代英接上了联系。从他和恽代英接上联系以后，恽代英对他的思想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把他从一个只是单纯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逐渐锻炼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锻炼成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主要是在五卅运动的时候，他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五卅运动当中他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
五卅运动发生在1925年，1926年，恽代英派他去黄埔军校担任军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所以他在黄埔军校也待了一段时间。因为在黄埔军校和蒋介石开始反共的行为产生了矛盾，被蒋介石解职，然后又回到上海。回到上海以后，到北伐战争爆发的时候，党组织又派他去北伐军参加政治工作。接着他就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尤其是百色起义，他参与了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创建，并且担任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再之后就是红七军从广西转移到江西以后，在江西苏区，因为被诬告险遭杀身之祸，所以被开除了党籍，在长征当中他始终就是一个没有党籍的普通士兵。一直到1935年到达延安以后，才重新入党。重新入党以后，曾经担任过中央粮食部的秘书科长，去为部队征粮。征粮回来以后，就被中央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审判庭庭长。当时的法院刚刚成立，前面两任院长一个是谢觉哉，一个是董必武。后来谢觉哉到了八路军的兰州办事处，董必武到了八路军的武汉办事处，所以他就接任成为代院长，在这期间参与了审理黄克功案件这样一个大案的工作。
从1937年开始到1945年这8年，基本上就和我们国家的全面抗战的时间差不多的这段时间，他都是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任上。
提问：1945年6月份他的身份还是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
雷炳坚：这个具体我不是太清楚，反正就是在七大召开之前的红七军座谈会召开以后，他的历史问题全部解决，党籍全部恢复以后，就派他去了部队，就到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
提问：之前应该还是在法院工作。
雷炳坚：七大之前是不是在法院，因为我看到有个资料上说，他好像在七大之前已经把法院的工作给移交了，有张照片上面说是1945年的5月，欢送他。这个时候欢送，就可能是去军队工作的任命已经下来了。
提问：历史问题都解决了。
雷炳坚：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
提问：参加七大。
雷炳坚：他是在七大结束的第二天就率部南下了。他率部南下以后，也是担任过很多职务，但是时间都比较短，最后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的政委，参加了淮海战役和解放华南的许多战斗，一直打到广西，到广西以后中央决定他参加广西地方的工作，担任了广西省第一届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但是在副主席的任上只工作了几个月，就被调到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担任院长，可能也是考虑到他前面那一段司法工作的经历。从中南分院院长之后，然后就是再到1956年，到华东政法学院担任院长。1958年开始筹建上海社会科学院，1959年8月因病去世，终年是55岁。
提问：他筹建社科院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身体不好了？
雷炳坚：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已经开始有问题了，也就是说病魔已经开始侵蚀他的身体了。因为我印象当中，虽然那时候我很小，他去世的时候我才7岁，印象不是特别深，但是有一些印象。听我母亲说，他有时候肝区疼痛，疼得晚上要坐起来。他要办公的时候，就用一个凳子脚顶住自己的肝部。最后确定为肝癌是到1959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当时在上海一直没有诊断出来，只是说他的肝不好，是艰苦环境当中可能留下的后遗症，没有说他是肝癌。所以后来到山东去疗养，在疗养院一下子就查出来，查出来以后疗养院马上送他回来，回来以后就直接去的医院，去了医院以后3个月以后就去世了。
提问：因为我们在书籍当中或者说在历史当中，看到的雷经天先生都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党员、一个老革命家的身份。既然您是他最亲的家人，想从家人的角度去了解一下。在您的眼中，首先他是怎样的一个父亲，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您可以想到什么说什么。
雷炳坚：实际上我父亲虽然说是从事政法或者司法工作，可能给人一种庄严或者肃穆的这种感觉，那可能是在工作的状态。在子女眼中，他始终是一个非常慈祥、和蔼的父亲。虽然我7岁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在我记忆当中对他的印象并不是特别的深刻，或者特别的多。但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有一个魁梧的身材，不像一般的南方人瘦小的个子。虽然他工作很忙，而且我们接触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但是一旦和我待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非常慈祥，会拉着我去散步，会把我抱在怀里。有时候也会秀一下自己的厨艺，听他的战友说，他很会烧狗肉，两广人嘛，爱吃狗肉。另外他还会打扬琴，他打的扬琴曲我也听过，应该说他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但是因为他的重心应该说还是主要放在工作上，一旦党交给他任何工作，他都会全身心地投入。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1958年市委开始交给他筹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任务以后，正好是我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肯定这些事情可能会给他造成一些干扰，于是他就让我和我母亲暂时搬离了，我们当时住在华东政法学院的宿舍，他就让我们住到我母亲向她工作单位借的房子。这样他就可以全身心地为社会科学院的战略谋划、筹建、大政方针做更深入细致的考虑。所以社会科学院能够在很短的几个月，从筹建到正式成立，时间并不是很长，我觉得跟他的这种高效率的工作和全身心的投入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正因为这样，这一段时间也可能是肿瘤病魔开始侵蚀他肌体的时候，而家人可能没有及时地给予他更多的关怀，所以可能使他的病发展得比较快。发现的时候到去世，也只有3个月。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感到有什么后悔，他始终是用一种一息尚存，就要奋斗到底的精神对待党交给他的任务。
提问：其实您已经把后面一个问题讲出来了，后面的问题就是说，在您的记忆里父亲有什么事情令您印象深刻，这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雷炳坚：对。
提问：最后一个问题，关于雷经天先生，您还有什么想讲的。
雷炳坚：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我父亲，可能不一定全面，我就觉得他可以这样讲：他是一身正气，铁骨铮铮；两袖清风，清正廉洁；三起三落，屡经磨难；四海为家，南北征战。因为在2014年12月电影黄克功案件北京首映式上，有很多人是这样来概括我父亲的一生，我觉得这样的概括能够体现他这一生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