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原因何在？

当右江苏维埃和红七军成立未久，政权和部队的基础都未巩固，于1929年12月间，粤桂战争继起，粤桂两军混战于桂平、贵县之间，南宁空虚，我们拟趁此时机，夺取南宁，故很早就提出“打到南宁去”的口号。但红七军又迟迟未行，等待红八军的成立，以便会师进攻，至1930年1月，红七军的部队，始向右江下游果德、隆安一带移动，但3个纵队的兵力并不集结，而左江的红八军还未发动，桂系军阀已经知道，就从贵县前线抽调4个团上来先打左江的红八军，占领龙州，红八军溃散。2月初，敌人转打右江，在隆安与红七军接触，红七军的前头部队仅有一个营，寡不敌众。后来全军赶到，据守隆安，在城外展开激战，经5昼夜，因伤亡过重，即败退，右江沿河各县即告失守。部队撤退到亭泗，又打了一仗，才退到东、凤山地。^[6]这次失败在军事上是因行动迟疑，没有决断，以致兵力分散，第七、第八两军均为敌人各个击破；在政治上是向大城市发展的方针（右江苏维埃也准备搬到南宁去），敌我力量的对比的估计错误，而且离开了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区作战，这都是对我们不利的。

隆安、亭泗两次战斗失败后，红军即在东、凤整编，召开盘阳会议决定今后的行动。当时认为右江的形势，要转为游击战争，这意见是一致的。但对于红七军的游击行动，发生了争论：一种是从红七军要补充资财弹药，以便长期作战的观点出发，主张红七军离开右江苏区，到白区去找机会打几个胜仗，发一点“洋财”来补充自己；一种是从保卫右江苏区的思想出发，主张红军不要离开右江苏区，可在苏区的周围打游击，一方面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苏区，一方面可以没收反动派财产来解决红七军的给养，且提出应该向西北贵州、云南边界发展。结果是依照第一种的主张决定行动。军部率领第一、第二纵队向东北河池、思恩进攻。第三纵队在东兰留守，占领怀远时筹到一批款项，但到思恩却被桂军截击.将两个纵队打散，到贵州荔坡始再汇合。当时的弹药更加缺乏，失败情绪在部队发生影响。4月30日走到贵州的榕江（古州）边境即决定攻取榕江，经很大的伤亡（200多人）竟攻陷县城，缴获了大批的弹药，一门山炮，一座电台，部队得以补充，解决了主要的困难，但一路行军作战，没有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因此无法在榕江停留。当时湘、黔军阀混战，欲转入湘南，又不能通过，才决定回师右江。这一行动，只能达到补充弹药的目的，但人员受到了损伤，得不偿失。当时右江苏维埃政府则集中各县的赤卫军，编成4个警卫营，在敌人占领的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坚持保卫右江苏区，且在6月间配合红七军第三纵队，恢复右江沿河各县的政权，因为力量薄弱，未能将右江的苏维埃的政权，更向外扩展。倘使红七军不远离右江苏区转向贵州、云南边境游击，而是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一定可以开辟桂黔滇边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这个地区是处在“三不管”的山地，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力量非常薄弱，人民生活极为艰苦，原为土匪盘踞的地方，而且当时在全国是军阀混战的局面，粤桂、滇桂及黔滇战争相继而起，对革命势力的发展是不能够阻止的。这样的政治环境，完全有利于革命。我们并不了解这种形势，不会利用这种形势，没有抓住这个最好的时机、最好的地理条件和最好的群众基础，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地区，增加红军力量。领导上或过左的迷惑于夺取大城市（打南宁）来扩大政权影响；或过右的对于保卫和巩固右江苏维埃的政权完全没有信心（认为右江苏区东有红水河，南面有郁江，受到地理的限制，地方贫苦没有发展的前途），急于要离开右江苏区。甚至无政治目的和原则的盲目行动（到贵州去打榕江，回思林打滇军），损失自己的力量，这都是极大的错误。

（原载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