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大公报》　尊重王芸老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纠集30万人马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大举进犯，他们的先头部队离清凉山不过几十里了。父亲与《解放日报》的秘书长廖承志、副秘书长陈克寒、徐建生等向瓦窑堡撤离，边行军边办报，桌椅没了就席地而坐在膝头上撰稿。深夜，父亲与徐建生行20里山路，到一山洞里去看排字、看清样，那里有隐蔽的印刷设施。天天如此，直到3月27日《解放日报》宣布停刊，由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代替。报社有关同志奉命随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向晋察冀集中。与此同时，父亲受中央委派，参与《晋察冀日报》工作，任编辑部主任。当时的社长是邓拓，评论部主任是黎韦（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采访部主任是范瑾（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日报》社社长，“文化大革命”前任北京市副市长）。随着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了，《晋察冀日报》也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改名为《人民日报》，父亲续任编辑部主任。1948年底，父亲又奉中共中央之命，率领一支三十余人的新闻记者队伍赶赴山西太原，进驻榆次，准备随军解放太原后接管城里的所有报纸，创办我党的《山西日报》。《山西日报》的报头由毛泽东亲笔撰写。父亲被任命为《山西日报》总编辑。1949年4月23日上午，父亲接前线总指挥部通知，令其做好准备，于翌日黎明前赶至太原随部队进城。《山西日报》全体人员都兴高采烈，收拾文件、骡马，并安排家属子女打扫老百姓庭院，告诉他们太原解放在即的好消息。而就在同一天的下午，父亲又接前线总指挥部转来的北京发来的电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命令他立即去北平报到。父亲匆匆整理好行装，随带警卫员小孟于当天夜里乘坐卡车，一路驶往北平。中宣部负责人胡乔木对父亲说道：“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向城市。中央的工作极为繁忙，已无时间与你详谈。你立即南下，任务是接管上海的《申报》，创办华东局机关报《解放日报》。你办好组织手续，立刻就走。”父亲随即又日夜兼程地赶往江苏丹阳（三野司令部所在地）报到，准备随军进入上海开展工作。未曾想到，陈毅司令员告知父亲，华东局改令他前往南京就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新华日报》是我党办的著名报纸，曾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工作，蜚声全国。父亲略感意外，陈毅察觉后问他：“永直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坚决服从华东局的决定。”

1953年，父亲从南京《新华日报》总编辑、社长的任上又转到上海《解放日报》工作，准备接替前任总编辑张春桥。但席不暇暖，又于1954年初奉调北京《大公报》，任报社改组后的党组书记、副社长。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读者主要阅读《人民日报》等几份中央报刊，而解放前的上海《大公报》在此时的发行数量仅有5.3万份，广告收入也十分有限，经营出现亏损。时任大公报社社长的王芸生心急如焚，他于1952年夏给毛泽东主席写了封长信，希望主席和中央帮助解决报社的困难。不久，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王芸生，当面向他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馆，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全国性报纸，分管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大公报》归中共上海市委领导，而《大公报》天津版改名为《进步日报》，归中共天津市委领导，这样都成了地方性报纸。这次两报合并后迁京，《大公报》升格为中央一级的全国性报纸。将在京出版的《大公报》预设为负责国际和财经新闻报道的报纸，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为老《大公报》在世界各地派驻有记者，有国际问题报道“快捷”的美誉。原任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对日本问题有较深研究；继任王芸生也是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他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风云变幻，关注国际形势变化，经常发表较为深刻的评论。这些都是老《大公报》的传统。另一方面，鉴于当时国内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刚刚开始，国家急需一份财经方面的报纸，陈云、李先念、李富春等同志也有这样的希望，因此，这一使命就落在北京出版的《大公报》的肩上了。两报合并后，父亲任新《大公报》的党组书记，王芸生仍任社长。王芸生既擅写文章，又颇善辞令，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父亲与党外人士合作办报还是第一次，但他对王芸生非常尊重，举凡大事、重要社论等，均与他商量，往往都是在取得较一致意见后再发表行事。他们相处一年，颇为相得，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1955年，父亲再度回到上海工作，于当年8月至1958年8月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社长，并在1956年7月至1963年12月连续3届当选为中共上海市委委员。1956年8月，父亲主持召开了《解放日报》编委会会议，决定聘请有学识、有威望的科学、文艺工作者和有经验的实际工作者，为报社特约顾问，请他们经常撰写评论文章和副刊稿件，同时提供改进报社工作的意见，帮助并参与审阅有关稿件。各位除所写稿件发给稿费外，每月致送车马费50元。根据父亲的提议，报社正式聘请巴金、唐弢、叶以群、刘大杰、赵超构、魏金枝、孔罗荪、李俊民、张骏祥、沈柔坚、许杰等为顾问。1965年6月，父亲被中央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1966年10月22日，父亲与杨西光（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常溪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等在全市性大会上开始遭到造反派批斗。11月25日下午，“红革会”又伙同聂元梓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再于文化广场召开所谓的“向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会场上挂出硕大的“炮打上海市委，火烧曹荻秋，揪出杨西光，罢免杨永直，打倒常溪萍”横幅标语。随后，上海又经历了《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及之前发生的安亭事件，直至1967年1月的造反派夺权，父亲都因主管党在上海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而首当其冲，挨“批斗”的场次不下千回。之后，父亲被“集中”到市直机关“五七”干校，继续受审。父亲晚年患肺气肿并发心力衰竭，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残酷迫害与严重摧残是密切相关的。虽病魔缠身，但他仍不忘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关心党在宣传系统的思想理论建设，关心改革开放的新成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与发展。父亲在晚年直至逝世前夕，运笔为文，坚持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回忆录，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原载《新民晚报》2011年8月15、16、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