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0年6月，李立三制定了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派中央代表邓岗到右江，要红七军北上攻打柳州、桂林，并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北上增援，以保证全国红军夺取武汉，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雷经天由于坚决抵制“左”倾路线的错误主张，坚决反对红七军离开右江北上，因此，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在河池召开的中共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上，中央代表邓岗、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和参谋长龚鹤村串通一气，混淆是非，说雷经天不同意红七军北上攻打大城市，便是反对中央指示，不愿把地方赤卫军全部集中到正规红军中，便是反对扩大红军，等等。这次会议，不许雷经天到会申辩，又进一步开除了他的党籍。这就是雷经天所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

红七军在河池整编出发后，便在桂、黔、湘边区艰苦转战。这一带山高岭峻，道路崎岖，加上常有敌人的围追堵截，给养非常困难。这时雷经天虽无领导职务，只随政治部行军，但他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往往在爬越高山或路途崎岖时，就见到他在路旁做宣传鼓动工作。他有时讲笑话、猜谜语，鼓舞士气，他有时帮助病号背枪、背行军背包。部队经长途行军到宿营地后，他又不顾疲劳，给大家讲革命斗争的故事。他讲的“广州起义”和在广西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故事，战士最喜欢听。雷经天长着络腮胡子，指战员们就给他取了个亲切的外号——“马克思”，说明同志们对他很爱戴。^[7]

部队艰苦转战了两个多月，没有攻下一座城市，却减员1/3以上，同志们开始怀疑立三路线。邓岗和陈豪人见势不妙，便借口向中央汇报，化装成商人离开部队前往上海。陈豪人则在中途脱党，跑到香港参加第三党。而雷经天虽受“左”倾错误的打击，却以高度的信念，跟随广大指战员，“凌厉越万里”，一直走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经受了个人的挫折和战争的严峻考验。

到江西后，红七军在永新县召开第二次党代会，会议批评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决定恢复雷经天的党籍。关于这段历史，1945年初，中共中央指出：“右江特委雷经天同志曾经表示要保留一部分地方武装，保卫广西苏维埃区域的意见，但这个意见不被采纳，结果红七军的前委反认为这是保守思想，不愿集中全部地方武装来扩大红七军的部队，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给雷经天同志以打击，撤销他在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主席的职务，甚至开除他的党籍，并强令右江苏维埃委员的大部分（仅留韦拔群、陈洪涛两同志）及各县苏维埃的主席并所有比较负责的地方干部全部拉去随军行动，致使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8]历史证明，雷经天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应受到称赞。

这时，雷经天在红七军政治部编辑油印刊物《火炉》，在该刊所出4期中，他就发表了6篇文章，分析当时革命形势，为准备参加第三次反“围剿”做思想动员。为整顿纪律，肃清流氓分子，建设一支崭新的部队，“要锻炼我们红七军成为铁的红军”，而大造舆论。^[9]

红七军到达了江西中央根据地，即投入为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的战斗。接着，在江西会昌整理部队，进行肃反。当时，有些领导人认为红七军是从国民党改组派、军阀部队改编的而加以怀疑。因此，肃反一开始，即逮捕军政治部主任许进和十九师政治部主任余惠，说他俩是国民党改组派。余惠经不起严刑逼供，即诬供雷经天也是国民党改组派，雷经天因此也被捕，并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雷经天又一次受到的错误的沉重打击。后来，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亲自到红七军处理这宗案件。他是雷经天的老上级，对他的历史比较清楚。因而，邓发带雷经天回国家保卫局，留在局里做审计工作，一直到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为止。雷经天虽被开除党籍，但他并不气馁。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仍然生气勃勃，心情愉快地参加文体活动，演革命话剧，帮助同志学文化。

中央红军长征时，雷经天被编在中央干部连当战士。途经桂北，一些同志劝他说：“你老背个大铁锅行军是吃不消的，干脆回广西吧，那里的同志是了解你的。”而他却说：“回广西，我个人身上的铁锅是放下了，但因我而受牵连的同志就会背上更重的‘黑锅’，问题就更复杂了。”^[10]因此，他继续背铁锅行军，热心地给大家烧水做饭。

翻越娄山关时，雷经天因过度劳累而掉了队，和在三军团的覃士冕相遇。尽管他身心负担都很重，仍对覃士冕说：“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能离开队伍。党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你放心吧，我决不埋怨党，决不灰心泄气，一定跟上队伍，完成北上抗日任务。”^[11]

雷经天是位老党员、老干部，但因受诬陷而未恢复名誉，在长征中，他和普通战士一样，背着行李，拄着拐棍，爬雪山、过草地。长途跋涉，耗尽了他的体力。过草地时，因体力支持不住而倒下了。正好莫文骅路过他身旁，给他两块生姜，在身上擦来擦去，使他能爬起来继续迈进。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雷经天被调到中央粮食部担任秘书科长。他就到各地征收公粮，整理仓库，组织运输，向各部门供应粮食。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大批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来到延安，粮食供应紧张，组织上派他过黄河到山西去购买粮食。购粮任务紧迫，雷经天忘我工作，先后3次患了伤寒病，病倒在老乡家里，吃喝都困难，又无药医治，发高烧把耳朵都烧聋了，可是他不顾这一切，仍然完成了购粮任务。

与此同时，经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批准雷经天重新入党，但未恢复他的党籍。直到1945年初，中共中央派彭德怀、陈毅主持召开红七军干部会，总结红七军及广西右江苏区的工作时，才对雷经天的历史，做出正确的结论。当时，根据周恩来、聂荣臻、林伯渠、陈度、叶季壮、莫文骅、邓发、陈郁、廖华等负责同志证明：雷经天同志自参加革命以来，一贯都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从未离开过党的领导；经过长期考验，无论在任何艰难环境中，政治上是坚定的，“并无改组派嫌疑”。因此，“中央组织部认为过去开除其党籍是错误的，并修正1935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对他重新入党的决定，恢复其1925年5月的党籍”。^[12]当彭真代表中央和他谈这个问题时，雷经天感动得热泪盈眶。

雷经天第二次蒙受的冤案，在中共中央关怀下，终于得到正确解决。雷经天虽屡受冤屈，但他始终赤胆忠心，矢志不移地跟着党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愧为“特殊材料做成的”！直到1975年，莫文骅还在雷经天的爱人吴树琴面前，深有感触地说：“经天受那么多挫折，还是坚强的，真是难能可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