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沪生谈杨永直
采访对象：杨沪生（杨永直之子）
采访地点：上海社会科学院总部图书馆
采访时间：2018年7月23日
采访者：荆有为
提问：您听我问题，我问题提问完之后您讲就可以。第一个问题，请简要说一下杨永直同志一生的经历。
杨沪生：父亲杨永直，原名方璞德，1917年9月15日出生于常熟。我的祖父名叫方时褧，号孝冲，在宣统二年担任苏州常熟县的知县。父亲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实验附中，高中毕业时正值“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他在学校里组织了读书会，担任过南京学联的执委和宣传部长，参加了有关的革命活动。
1936年8月，父亲参加中华民族先锋队，投身革命工作。这时他正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父亲的胞兄方琦德、方珂德（双胞胎兄弟）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曾先后担任过中共地下党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和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负责人。1937年9月，方琦德率平津流亡同学会到南京组织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方珂德时任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委员，他代表组织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之后，全面抗战爆发。复旦大学整个迁移到了重庆北碚。1938年8月，父亲在重庆从事地下党工作，担任复旦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同时是北碚中心区委的负责人之一，在重庆市委领导下工作。
1938年8月，他奉重庆市委书记廖志高同志令，到四川江津重建被破坏了的党组织。在江津期间，他遇见了陈独秀。父亲的四叔方时简（号孝远）和陈独秀是世交，抗战爆发后从安庆迁移到了四川江津，我祖母杨琴芬也到达了四川江津。陈独秀1938年从重庆到江津。陈独秀在给他三子陈松年的信中讲述了他到达江津后的境遇和方孝远对他的盛情款待。陈独秀此时处境窘迫，十分艰难。
父亲到江津后，立即重建被破坏了的地下党组织，需要联络一些地方上的开明人士，而祖母杨琴芬和父亲的四叔方孝远就是很好的掩护，他在看望方孝远时碰到了陈独秀。陈独秀见到父亲后很兴奋，因是世交，陈独秀给父亲深深鞠了一躬，称作方府五少爷。他并不清楚父亲此时已是中共党员，而父亲也没在他面前说明自己前往江津的工作。这次偶遇成了父亲回忆中的场景。
在重建江津地区党组织的同时，父亲的身份暴露了。为掩护身份，父亲的九姑，著名新月派诗人，复旦大学进步教授方令孺建议父亲随母亲姓，由原名方璞德改为杨永直。1939年初，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暨川东特委安排父亲从重庆撤至延安。到延安后，父亲在中央青委工作，他的同事有许立群（原名杨成栋，“文革”前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李锐等。1941年5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将中央苏区时期的《红星报》，以及当时一些规模较小的报纸组合成一份大型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毛泽东同志委派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
1941年5月14日，在延安清凉山，博古主持了延安《解放日报》第一次编辑部会议。参加的人员有杨松（1924年入党，从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在延安工作的老共产党人）、丁玲、曹若茗、杨永直、张映吾、王揖等人，他们共同参加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的创刊工作。
次日，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了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5月16日，出版了第一期延安《解放日报》。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在撤离的过程中，延安《解放日报》的同志们边办报边撤离，直至1947年6月才停止报纸发行。
从延安撤离之后，父亲到《晋察冀日报》工作，担任编辑部主任，和邓拓、范瑾等同志共事。
1949年4月，父亲在山西太原前线。根据中央安排，随徐向前、彭德怀所部在解放太原之后担任《山西日报》总编辑。4月24日，也就是太原解放当天，中央指令父亲立即赶往北平。到达北平后，当时中宣部负责人胡乔木对他说：现在战事发展很快，已无暇多谈。你立刻南下，到丹阳总前委三野指挥部报到，随陈老总参加接管上海的报社工作。在此之前，父亲已带领一支30多人的队伍，准备进城参加接管太原，担任《山西日报》总编辑。而此时，父亲又马不停蹄，立刻南下，向陈毅同志报到。陈老总会见了父亲和范长江，陈老总告诉范长江，你随我到上海，创办上海《解放日报》。永直同志回你的老家南京，创办南京《新华日报》（新中国成立之初南京市为直辖市）。陈老总问父亲有什么想法，父亲说已经到了上海门口，现在回南京，南京是我老家，我觉得很好，没有什么想法，坚决服从命令。
1952年，南京市划归江苏省，父亲由南京《新华日报》总编辑转任江苏《新华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54年秋，经中央安排，父亲担任《大公报》党组书记、副社长，和老报人王芸生先生共事。
提问：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然后咱们还是接着往后面讲，就是重要的事件和时间点，先把他的一生给捋一下，后面的话咱们有需要展开的地方再展开。
杨沪生：1955年8月，父亲担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1956年，任中共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958年9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60年，他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在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他非常注重党的基本路线和思想主张的研究，以及党的理论队伍的建设。在社科院的工作上他倾注了很多精力，亲自制定了上海社科院的“五十五条”。这五十五条很多内容在今天看来都是一种科学管理的方法：一个是对学者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是对学术队伍的基本估计。对当时要建立这样一个高端思想库的初步设想和有关条例，他反复斟酌，广泛听取各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同时，他非常重视《学术月刊》等内刊的建设，这些刊物中的论述和文章很有见地，也很有建树。父亲对有关五四和五卅两个时期的近现代上海史专著和研究十分关注，对李亚农经史学论著和李平心的经济学论著及关于生产力问题的讨论予以关切，曾与他们多次座谈，并和他们个别交谈，为建立上海社科院的理论系统奠定了基础。父亲本人也写过一些关于社科方面的专论和专著，比如，早在1955年，他写过《为什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这篇文章直到今天来看也有着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历史含义。他引用过的一些观点和他自有的意识和主张，对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起到的一定的作用，都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和看法。在社科院人员管理和队伍建设中，包括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上，他是很用心力的。有许多老同志，比如已逝的蓝瑛和其他的有关同志，他们都写过文章纪念和缅怀父亲，说得非常真切。
“文革”前夕，父亲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任上时，就保护过上海社科院李培南、黄逸峰、李亚农和冯契等同志，使他们免遭极左路线的批判。“文革”中，这成为造反派组织罗织他一系列罪名中的一项。
提问：那我们后面可能就是一些展开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请您讲一下杨永直同志家学渊源。
杨沪生：父亲出身于安徽桐城派世家。他的曾祖父方宗诚，字存之，号柏堂，是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方宗诚的族兄方东树则是清代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父亲的家族在安徽桐城被称作“鲁谼方”，“谼”是山上的大壑的意思。鲁谼山得名就是因为方宗诚在太平天国时期所谓避祸，在山中讲习，写过《俟命录》等理学专著。《俟命录》名驰京都，当时同治帝的师傅倭仁大学士看到此书后，推崇备至，就将此作为经筵课程，也就是同治帝的课本。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想请方宗诚出幕，方宗诚却因与河南巡抚严树森有要约在身，就拒绝了。说到曾国藩，对方宗诚来说，跟曾国藩的交往过程是有一段曲折的。因为方是士大夫，又是理学名宿，很是清高。曾国藩倒也诚恳，再请之。他搞了一个书局（忠义局），请方宗诚来主持。方宗诚就此成了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对他的理学思想和文学思想既十分崇敬，又十分受用。曾国藩以秉承桐城派自诩，自称姚鼐弟子。其实曾国藩并没有见过姚鼐，而方东树的曾祖方泽却是姚鼐的启蒙老师，方东树乃姚鼐高足。方东树在姚鼐死后写的《汉学商兑》，震动了整个学术界。近代史上“汉宋之争”的历史性标志就是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方宗诚将其思想一直传续到近现代。
父亲的祖父方守彝擅诗文，是著名的同光体诗人。他的父亲方时褧，就是我前面讲到过的常熟知县，民国时当过天津海关大沽口的厘金总管。父亲在方时褧逝后，随其母杨琴芬从安庆迁到南京，在成贤街（在原中央考试院附近），以当时的五万大洋之巨，自盖了一栋洋楼。在当时，父亲出身非常富庶，且有深厚的文化历史传承。
父亲的家族庞大，出现了很多文学家、艺术家。比如新月派的女诗人、散文家、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方令孺，就是父亲的九姑；著名新月派诗人方玮德是父亲的堂哥；美学家宗白华是父亲的表哥。他们对父亲的人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父亲在回忆录中真切地回顾了他从受桐城派、新月派的影响到成为一名革命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性转变。
父亲的人生道路和革命历程，都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密切相关。
父亲在延安待了8年。这是他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的重要历程。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初期担任编辑工作。他直接领导过的有穆青、林间、田方等著名记者。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在此期间，他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这就是延安的“抢救运动”。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期间，因为父亲在国统区做地下党工作，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又是桐城派方氏后人等原因，康生直接点名，由社会部将父亲关押，说他是“红旗特务”。
关押期间，对父亲进行了逼供。父亲非常明确，非常坚定，告诉他们这是个谬误。康生为此很恼火。父亲在经过审查恢复工作以后，李克农明确告知父亲这是个错案，毛泽东同志则向所有被错捕和错整的同志脱帽敬礼，赔礼道歉。而父亲在经历这样一次严峻考验之后，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定。博古同志对父亲委以重任，让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参加社委会工作。
父亲一辈子就在党的宣传和新闻理论战线上不懈奋斗，他和他的战友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党要干啥就干啥！
提问：1945年6月份可以再展开一点，因为你提到说他是国际部主任，他实际上就是说截取国外各种新闻资讯。
杨沪生：1945年的5、6月是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延安《解放日报》的信息量、工作量相当大，国际部的工作非常关键。父亲此时担任国际部主任，国际部不仅要时刻分析国内的抗日战场，还分析苏德战场的形势，起到情报分析的作用。那时候国际部的工作极其繁忙，窑洞的煤油灯下，报社的同志们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着。来自全世界的电讯稿摞的几尺高，要从这个浩瀚的电讯稿里找出有价值、有现实意义的通讯稿供中央军委和主席了解情况。主席对延安《解放日报》工作亲自抓，非常重视。1945年，美军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了，全城一片火海，原子弹的威力被渲染得神奇之至，《解放日报》登了通栏大标题《日军在原子弹的神威的威胁下招架不住了》。原子弹杀伤力量的详细描绘，每天有几万字的报道。我们的思想上产生了原子弹决定一切的观念，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写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逐渐清醒起来。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话，日本鬼子于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引自《解放日报》2004年04月27日刊登杨永直《我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日子》）
提问：实际上虽然说1945年6月份的时候党召开七大，然后他们可能作为党员的话会关注这件大事情。
杨沪生：对，在此期间，延安《解放日报》还不只是关注，它还有舆论引导的问题，和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问题。
提问：但是杨永直同志国际版的话可能还是放的主要是国际新闻，对吧？
杨沪生：对。
提问：七大这个应该是放在国内版的。
杨沪生：国内版也是一部分，但是国际版和国内版它们彼此也有个支撑。就相关的意义上来讲，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党召开七大的形势是有关联的。党的七大解决的是党内的问题，但实质上也影响着国际社会，和党与国际社会交往过程中的有关政策和方针问题。因为毛泽东同志考虑问题是比较前瞻的。一个是党内的认识要提高到，用我们后来的话叫团结的、胜利的高度。也为今后我党建政在国际社会中做一个基础准备。向从全面抗战开始就支持我党的国际友好人士和友好力量，做好舆论工作。这是个很长远的考虑。所以这个时候国际版的工作，针对性更强，选择性更强，准备性也更强。
提问：后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杨永直同志跟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交往经历。
杨沪生：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就请父亲一起吃过一次饭。席间，主席很风趣地跟父亲讲，你是桐城派的后代……1956年8月，主席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也讲到过桐城派，他说，……地主阶级也有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主席这个“用不着”不是对历史文化的否定，而是在我党新的建设历程中，要有自己的文化，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要有自己的理论素养。这是父亲曾经跟我谈到过的，是非常深刻的。
博古与父亲可以说是患难之交，因为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针对博古同志前期有过的错误是有批评的，博古当时也有情绪。父亲则被康生直接点名而被关押，他们共同经历了这次严峻的历史考验。父亲跟博古私交很好，谈论的问题很多，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桐城派和桐城学派的有关问题。博古于1946年4月8日飞机失事遇难后，他的夫人张越霞即由我母亲李慕琳陪同，一起出席了“4·8”烈士的公祭大会。解放后，张越霞阿姨每次到上海，第一个找的就是我父母。他们经常在一起怀念延安时期的战斗岁月。张越霞阿姨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时任商业部副部长。她的儿子秦铁，我叫他小侠哥哥。2007年6月24日，博古百年诞辰，在整个华东地区的后代人中间，就我和我的爱人参加了。
父亲跟周恩来总理那就更熟了。父亲的几个兄弟方琦德、方珂德、方琼德都是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总理对他们非常熟悉。新中国成立后，总理曾经跟父亲开玩笑说，你们方家的琦德、珂德、琼德、琯德几个亲兄弟，我都熟悉，一个一个都能讲的清清楚楚，我不会“乱点鸳鸯谱”。总理说话很幽默。
父亲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任上时，和总理的接触就更多了。在上海电影局搞“四清”时，总理通过红机（保密机），直接指示父亲，对包括赵丹、白杨、于伶、郑君里、张瑞芳和陈鲤庭等在内的知名人士要加以保护，父亲坚决地执行了总理指示。
还有些其他的人，包括林彪。林彪的妻子叶群在延安时，与我母亲在一个党小组，我母亲是组长。林彪和叶群结婚的时候是八路军115师师长，请的干部中间较为年轻的就是我的父母亲。林彪在席间问我父母，听说你们不赞成我同叶群结婚？林彪的问话很尖锐，父亲回答得也很决绝。他说，你问她自己。原来叶群是来自北平的大学生，跟我母亲是很好的朋友，就像闺蜜一样。林彪追求她以后，她当时不愿意，但后来她又同意了，叶群表现得十分矛盾。父亲曾跟叶群说，你要实事求是，想嫁就嫁，你不想嫁就不嫁，不要成天啰里吧嗦。后来，叶群在“文革”中的表现极坏，她为了讨好江青就陷害我母亲。因为母亲李慕琳亲自组织了大型民族芭蕾舞剧《白毛女》的艺术实践，而江青在当时搞了《红色娘子军》，江青说，李慕琳的《白毛女》和我的《红色娘子军》唱对台戏，她是上海市舞蹈学校最大的剥削者。这样一来，我母亲就被隔离审查多年，遭到残酷迫害。随着江青地位不断升高，叶群更是肆无忌惮地伙同江青迫害母亲。
提问：正好说到这面，“五十五条”您再细讲一讲。
杨沪生：“五十五条”我没看过，但是我知道这个情况。邓伟志跟我谈过。什么时候有机会我看一看再讲一讲。
提问：后面的话，请您讲一下您了解的杨永直同志跟社科院的学生或者同事之间有什么故事。
杨沪生：因为是兼职，他跟社科院院部和学术研究领军人物的交往多一些。比如冯契，搞哲学研究的，当过社科院副院长，很有学术素养，父亲对他很关注。和李平心及经济所的一些专家，父亲接触也比较多。历史所的李亚农，他也很关心。在李亚农生病期间和去世后编撰其文集的时候，李亚农的儿子李小骝在回忆文章中谈到，我父亲在当时时局极为复杂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李亚农尽了心力。这些人在“文革”初期被批，父亲正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任上，但他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全力给予保护。而这些在之后的“文革”中就成为了他的罪名。说他包庇谁谁谁，比如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培南。因为李培南在“文革”前，因历史因素，极左路线对他有很多不公之词，到了父亲这里全然不能成立，都不算数。而在“文革”中，这就成了父亲的一大罪名。包括经济所的黄逸峰，是一位资历很深的老同志，父亲对他也是尽其所能进行保护。还有对曹漫之、罗竹风这些老同志，父亲都以他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身份，尽可能使得他们受到保护。而对于父亲本人，“文革”遭罪亦因此加大。
提问：他是1995年去世的？
杨沪生：父亲是1994年4月27日去世的。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年底他就开始住院，住了十多年，没出来过。就一直住在华东医院，直至去世。而后就是我母亲。他们从延安抢救运动时起，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经历种种党内斗争的严峻考验。父母从未跟我们说过，也没有半句怨言。很多情况我们作为子女也是后来才知晓的。他们真正做到了愈挫愈奋，对党忠诚，直到他们离开人世而从不动摇。我们现在回顾起来很受教育，更受鼓舞。
提问：他们内心的力量确实非常强。
杨沪生：非常强。对。
提问：后面的问题可能就会偏比较个人的视角，在您眼中杨永直他是怎样的一位父亲？
杨沪生：作为他的儿子，对他的人生经历，尤其在他去世之后，我在审视父亲的整个革命历程中，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有了回顾性的切身体会。他是一个很儒雅、很厚道、很忠诚，很有理论素养，而且性格非常健康，作风十分民主，一个举重若轻的人。他从来不考虑自身从精神到物质上的利益，是很超然的一个人。他在“文化大革命”被斗那么凶，在延安抢救运动的时候又受那么大委屈，但他跟我们谈起来的时候，可谓谈笑风生。他曾经跟我讲过，在革命的道路上贵在坚持，而坚持不住的人为数不少，就中途夭折了。他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现象。他说沪生你要记住，自己要明确：一要明确你是共产党人，一个是组织纪律，还有一个是政治纪律，就是理念的问题。
再有一条，他说你要学习，通过学习你还要实践，实践以后你再提高认识，你就会知道你选择的道路为什么是正确的。他指的是道路，不是讲跟哪个人正确与否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跟我谈得比较多，也比较经常。谈话过程中他很平和，语气不是十分铿锵有力，或者十分决绝的，但对我的影响却非常深刻。他离开人世二十多年来，他对我的影响我仍然时刻能体会得到。父亲是非常真诚的一个人，对人非常平等，对知识分子，对一些资历比他更老的同志十分尊重，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的。没有因为他是部长，有很多老同志成为他的下属，他就稍微有些架子什么的。他觉得这种东西对他而言是不屑一顾的。就是一句话，他不是一个低级趣味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党性的人。
提问：在您的记忆里面，您自己跟父亲之间有没有什么事情令您自己印象很深刻的，可以是很小的。
杨沪生：可以举个例子。那时候我结婚不久，有了一个女儿，女儿由爱人带着。在我过生日的那一天，父亲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他对我说，你是做父亲的人，有一个美丽勤劳的妻子，但你经常高谈阔论，常有朋友聚会，表面上你很振奋，实质上你很不称职。他说，作为家庭元素来讲，我写这封信给你，一个是祝贺你的生日，还有一个是希望看到你的成长。这封信不瞒你说我到现在还留着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对我实际上批评得很重，批评我作为一个人的人生和作为一个家庭、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来讲，是不是那么回事？但他用平铺直叙、很温和的姿态，很讲道理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这样的文字，现在倒成了父亲留给我的遗迹了。所以你问我有没有什么文字的东西，我只能告诉你全部被抄光。“文革”中我们的家一天被抄6次，包括吴昌硕、吴湖帆、潘天寿和谢稚柳、吴青霞等人的画，一张不曾留下，全部被抄走。还有一张米芾的字啊！那时候我12岁，我的任务就是接待造反派。那时候我们家住武康路40弄2号，曾是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的故居。每天大铁门被打开之后，排着队的造反派，有出版局的、电影局的、文化局的、《解放日报》的、《文汇报》的、《新民晚报》的、社科院的、文联的、作协的、广播电台的……整个宣传系统所属的各大口造反派排队抄家。我们家的家具已全部交还市委造反派组织，所有书籍被洗劫一空，三部工作电话和一部红机（保密机）全部被拆。家里已没任何东西可抄了，他们就在家中的地板上跺着脚喊几句“打倒杨永直”的口号就算完成了他们的“造反使命”。
提问：您当时是一个就只有12岁的小孩子？
杨沪生：12岁，我1954年出生。
提问：当时这种经历对于您的话会有一些影响吧？
杨沪生：当然，会有很大触动的。父母的态度很重要，如果父母和你一起愤怒我们就会更加极端。我父亲曾经讲过一句话，“文革”的错误，是党在发展中的错误，它的结果全党共担。就是说它引起的后果，我们都有责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革”的历史错误一定会被我们的党历史地纠正。这句话印象太深了！
提问：非常客观。
杨沪生：非常客观。他说自己是党的成员，人不可能没错，包括他自己，所以它的后果我们全党共担。他说，沪生你要记住，参加革命不是进来分配的，不是为了当官。他举孙中山的例子，他说你要记住孙中山有一句话，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他说马克思并不是官，就是《莱茵报》的一个主笔，而且他没有公民身份，到处被驱逐，但是他的思想理论是为解放全人类的。这一点我父亲讲得非常有水准，所以我到今天，也坚持这样的理念和价值观。我们后人一起聚会时我也跟他们讲这个，不要说我父亲当过什么官，就说父亲经历过什么，把时代烘托出来，给后人参照。我们不是凭空有这个理念的，确实是从父亲母亲言传身教中懂得的。
提问：我这里面加一个问题，您这儿也找到杨老师的《为谁谋幸福》，这本小册子包括这背后您父亲的理念。
杨沪生：父亲的这个理念，是伴随他终生的。父亲的一生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他告诉我，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的事业是默默无闻的，然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却为社会的发展奠定着基础。于我们的残骸之上，将会洒下崇高人们热情的眼泪。我们就要像蠕动的蚂蚁一样，让千百万人从我们的背上踩过去。共产党最终的宗旨就是解放全人类。从小的时候，他就对我们讲解放全人类的问题。还有关于阶级，阶级最后的趋于消亡的问题，他也告诉我，无产者按恩格斯的讲法，最终利益是有产者说出来的。说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作为一个阶级对立关系，在阶级消亡的过程中，它们是相对应的，随着资产阶级的灭亡，无产阶级自身也将消亡。
他还曾经讲到公平合理社会的问题，他看的很远。现在我们讲公平讲法治，其实共产党人就有这个理念，他的《为谁谋幸福》和《为什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采取和平改造方针》这两本书内容和他的思维定式是一致的。在《为什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采取和平改造方针》里面，他最后一句话是“人人幸福的社会主义万岁！”《为谁谋幸福》中最后一句话是：“当你为解放全人类的时候，无产阶级从这个角度来讲，个人幸福亦在其中。”它们是融通的，这两本书我觉得有必要结合起来看，一个是理论阐述，一个是理想信念的表征。机与理都是一致的，跟他的人生、思维方法和工作性质都是相关的。
提问：不知道我的描述准不准确，我感觉他心里面确实是怀着整个人类的。
杨沪生：是的。他的回忆录正待出版，回忆录结尾中，他引用了美国作家哈里的作品《根》：“有如从印第安人到美国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建制过程中的种种曲折，更不要说我们从事的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一定是通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于几十代人的社会实践。它作为一个科学理论实践的过程，并不是一代人或几代人就可以完成的，我们只是做了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开启。”
提问：首先它是一个理想目标，但是你要去实现这个东西你是要通过一代一代人的不断的社会的实践，得到不同的成果，在这个成果之上再往前。
杨沪生：对。而且是不断的修正，但机理不变，他是为全人类工作。所以，我觉得他很自觉，因为他的理想信念不破灭的时候，你就是把他的躯体彻底消灭了，他也无所畏惧。他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痛苦人生，我们很直观地讲，就是我们个人倒霉了，或者怎么样了，或者从一个家庭看，他不是的，我觉得这是支撑他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提问：他把他自己作为整个事业当中的一分子。
杨沪生：就是藐人生沧海之一粟的那种。这个藐不是渺小的渺，是藐之而然，我觉得很深刻的。所以后来我才觉得这个上海宣传部长不简单，从相位上来认识他。对我个人，除了生日那一次，在他的回忆录里面，45万字，写到我的就一句话：“沪生有优越感，年纪不大，很狂妄，到处问人家什么家庭成分（那时候讲红五类嘛，刚开始我们也不懂事），我们不在他要吃苦的。”就一句话，我翻遍了回忆录，我心里想这个老爷子也太过分了，关于我就一句话呀？！这里面暗示一个什么，他们有家庭概念，但不以此为基准，就这么一个道理。正因为有这样一批老共产党人，不是一个、两个，党和人民才有今天，共和国才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