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抗大一分校的历史意义

抗大一分校创建于抗战转入相持阶段的1938年12月。它的诞生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战略措施。六中全会重申全党的奋斗目标就是“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指出全党从事组织人民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相持阶段的新任务，“在于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实现新阶段、新情况、新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迫切的战斗任务，就是“广大培养人才”，“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同时指出“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战区和敌后”。

中央、中央军委根据上述精神，决定成立两个抗大分校开赴华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地培训我军军事、政治干部。在征得前线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同意后，决定第一分校到晋东南，直接由八路军总部领导和指挥，第二分校到晋察冀边区。两个分校深入敌后进行国防教育，培训敌后坚持抗战的我军骨干，培训忠诚为人民服务的战士，这是历史的创举，是把抗大的旗帜插遍全国的先锋。

抗大总校罗瑞卿副校长欢送两个分校开赴敌后时曾说，到敌后办抗大分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远见，意义深远。第一，是给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进攻的一个有力的回击，证明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不消灭日寇誓不罢休。第二，是给全国的学校作个模范，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学校。它不仅能在和平环境的延安办，而且可以到硝烟弥漫的敌人后方和敌人心脏地区去办，这对增强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很有意义。第三，是坚决执行党的政治任务，为广泛发动群众，扩大地方武装力量，巩固和扩大华北、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大量训练新干部创造有利条件。第四，是使学校的教育更加密切联系实际，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群众运动中学习群众，意义十分重大。

这里，我还回忆起朱德总司令两次有关建军与建校的谈话。第一次是1939年3月，朱老总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时，他曾对第一分校前往祝贺的代表小组说，要讲名气，抗大是名扬天下啰！连世界学联的主席柯乐满等都要求做抗大的名誉学员。抗大的校歌称你们是集合在黄河之滨的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抗大是建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大培训出一个好干部、好指挥员来，就可以发动成百成千的群众来参军，有了兵和指挥员，就能开辟出一块一块的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就能坚持全面抗战，这就是建校与建军的关系啊！你们抗大的担子不轻，也是你们校歌的歌词“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总司令的这个谈话，很发人深思，我们的党、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非常重视教育，重视抗大，重视学校建设的。

总司令的第二次谈话是1939年底，我们第二次东迁赴山东时。总司令在武乡王家峪接见周纯全、韦国清和我时，他再次指出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肩负的担子不轻，要大量培训新干部，加强山东地方武装部队的建设。

总司令详细分析了当时抗战形势中出现的“东方慕尼黑危机”，强调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方针。他指出了加强和发展山东抗日武装力量和进步势力的重要性、迫切性，一方面是山东地大物博，人多枪多，自古有齐鲁多英雄豪杰的佳话，历来是兵家必争的古战场，也是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必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因为它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南可攻京（宁）沪，北可逼平（北京）津。另一方面是山东党的基础好。抗战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地方武装力量发展很快，而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干部，缺乏子弹。广大的新干部也迫切需要进行训练和提高。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的意义和目的在此。

总司令对我们这次迁往山东的教职员干部和学员有3000人（内有三四百人系中央、总部分配给新四军的干部），十分高兴，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一支很了不起的干部队伍，是我军的精华。谆嘱我们小心谨慎，务必把这支队伍安全带到山东和华中，并嘱托我们除病弱女同志外，每人要带100发好子弹给山东部队作见面礼，另外还要带50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精装本给领导干部作为思想武器。

总司令最后又谆谆教导我们要戒骄戒躁，尊重山东党的领导，搞好军政、军民、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团结，同心协力，把抗大越办越大、越办越好，在山东扎好根。总司令形象地把山东比作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风趣地说，如天下大雨（指国民党、蒋介石搞投降分裂倒退），大家都可以在大树下躲躲雨。

我之所以这样详细地回忆总司令的两次谈话内容，是因为这些谈话对我们正确认识建校与建军的关系、认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与任务、认识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的意义等等问题，从理论到实际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特别是对我们到山东后，在山东党的领导下，坚持办校6年，在极端困难的“黎明前的黑暗”中看到光明前途，并且有信心，起了无声号令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