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省委担任交通工作

1930年3月间，我从上海回到徐州，在铜山县委临时担任油印和分送宣传品的工作。3月底4月初，江苏省委要求调一人担任省委从上海到徐州一线的秘密交通，县委遂决定我担任这项工作。我于4月初到上海，有一位同志和我接上了头，并安排了我的住处。可惜他的姓名我已忘记，只听说他随后调任南京市委书记，不久就被捕牺牲了。

当时我跑的交通路线是：从上海出发，先到南京将省委文件交给南京市委。在南京和我接头的同志是许寒莺。他当时是国民党铁道部的一位职员，住在铁道部附近，我到南京后就到他家里找他。以后听说，这位同志也被捕牺牲了。从南京再乘车到徐州，将省委文件交给徐海蚌特委。在徐州都是在事先约定的旅馆里接头。回来时，先到宿县，将特委的文件交宿县县委。在宿县接头的地点是东门里路南一家白铁铺，接头的同志是一个中年人，身材较高大。然后我再到蚌埠，将特委文件交给蚌埠市委。在蚌埠接头的地方是该市西南角一座小山附近的一所小学，接头的同志是该校的一位教师。最后我带着上述各地党组织报送省委的文件，从蚌埠上车直回上海。沿途共经5个城市，五上五下，要经过10次检查。我所带的文件比较多，有密写，但更多的是明写，必须要千方百计应付敌人，避免暴露。

1930年4月12日，我第一次从上海出发送文件。这一天，正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三周年，敌人在南京路戒备森严，在北京路和沿江码头调查也特别严。尽管如此，我还是按时到北站购票上车。由于所带是密写的文件，未被发现，顺利地完成了送出文件的任务。回来时虽带明写的文件，但车站检查比较松，我把它夹在棉被里，平安地回到了上海。

有一次，组织上做了一个木板箱，外面加了粗蓝布套，把不少油印文件装在箱盖的夹板里要我送出。我原以为这是比较保险的，但当进入车站时，这个木箱却引起了两个宪警的特别注意。他们一个仔细检查，另一个站在一旁观察我的动静。箱子里的东西被反复翻弄过，没有发现什么，那个宪警就用手比试着箱底的深浅，怀疑箱子里可能有一个夹层，藏着什么。站着的那个宪警看到我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大概也觉得调查的时间太久了，就放我进站。回来时，我决定不再使用这个夹盖箱了。在宿县接头的那家白铁铺里，我请他们把文件焊在一个白铁壶底的夹层里，上面装上小磨香油，安全地把文件带回了上海。

再有一次，我刚回上海不久，马上要我送出《红旗》和其他一些油印文件。油印的文件纸很薄，字很小。我到五洲大药房买了一大盒仁丹，内装50小包，我把小包里的仁丹和说明书拿出来，把文件折叠好放进去。这样“换包”大约换了2/5，即使抽查也不一定能查出。另外，我买了一份《申报》，把《红旗》夹在里面，拿在手上。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我又买了四听冠生园的糖果，放在藤篮里那盒仁丹的上面。由于那时我们搞“反军阀混战运动周”，因此敌人也检查特别严。进站时首先叫我举起手来，从上到下搜查全身，但没有注意检查一下我手里的报纸。接着打开了我的藤篮，四听糖果马上就引起了注意，他们打开了一听，翻弄里面的糖果，没发现什么，而那盒仁丹他们却没注意检查。就这样，敌人一无所获，我却安然地进站了。

还有一次我从徐州回上海，徐海蚌特委要我把一个青年同志带回上海。我们到达上海已很晚了，只好先在北站附近一家旅馆里住下。当时，我大意地把带来的明写文件放在枕头下面的席子底下。因为当时在旅馆里文件确实无处可以隐藏，同时也觉得只住半宿，不致有什么意外。可是，约在早上3时左右，茶房进来告诉我，旅馆被围了，正在进行搜查，请不要害怕。茶房走后，我赶快把文件从枕下取出，把它放在马桶下面，万一查出，也可以推说不是我的。敌人到我们房间里后，首先把枕头下的席子一掀，没有发现什么，又查问了我们的来历，就出去了。第二天听说，北站附近发生了一起重大抢劫案。

总的说来，进站时检查比较严，出站时比较松；逢“四一二”“五一”“五卅”等日子检查比较严，平日比较松；社会上如出了什么大案子，检查也比较严，平常就松一些。但不管情况如何，搞秘密交通丝毫不能放松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