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处分法和监察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监察法归于终极法，定位是基础性、纲领性的立法，这样一个立法也是确定监察改革的边界。监察改革到底能走多远、怎么走？靠监察法来确定。你如果不这样理解，不靠监察法来确定监察改革的边界，会产生重大的问题，中国的宪制永远处于不稳定状态，最后会给宪法秩序、法秩序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立即产生一个问题，政务处分法和监察法是什么关系？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是新法和旧法的关系？如果通过主体一致，监察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政务处分法也让全国人大通过，这个问题从逻辑上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即认为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叫基本性法律。但是实质上新修的立法法或者实务的一种处理把很多问题突破了，比如律师法或刑诉法的关系，民法中合同法和债权法的问题，还有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做了部分修改，是突破了立法的原理的。这个关系要处理好，我想应该是作为“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但是这样会遭遇一个问题，监察体制改革太快，有些问题是我们想不到的，有些问题是超越了我们的思维水平的。这个法律对监察法进行突破你不能体现立法与时俱进的话，突破太多、太频繁，就会遭遇很多法适用上的逻辑混乱问题。从立法技术上作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制定监察法典，或者对很多监察事项采取修改监察法本身。这个就可以处理突破的问题，如果不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再另起炉灶，在监察法之外弄一部新法，一定会出现法法协调、法法衔接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