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源于“二元”留置审批制度

当前监察留置措施审批权限之归属存在“事后备案”“事前审批”两类不同路径，分别对应省级、省级以下监察机关的留置权限，^[2]由此形成以层级为主导的“省级备案、省下上批”的“二元”留置审批程序。两条路径分别从源头和末端两处根本上影响留置个案正当性，并为制约监察权之内在张力提供可行的制度供给。然而，“由于制约权力的任何其他权力仍然是权力的一种形式，使任何权力的掌控者出自于人性而无法摆脱腐败的可能性”^[3]，在该“二元制”留置审批模式下形成的审批与执行“同体内部分离”的有限空间内，难免存在上述学者提出的“出自于人性”而不可避免的滥权可能：一种游走于形式审批与实质规避间的监察权异化倾向。以该可能性为基点出发，通过结合指定管辖之权限，并基于“对公权力监督制约”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上级监察机关通过指定下级管辖并“集体讨论”留置措施，以规避上级审批或备案的情形是否存在可能？^[4]

该可能性的判断，是一个以理性的视角看待监察管辖与留置审批制度交集的过程。然而，由于对监察效能的过分崇拜，我们已习惯于将当前留置集体讨论、监察管辖等制度视为一种监察权正当感性的逻辑展开，视为个别或多数监察主体机关意识和追求监察效能的产物。这种仅仅追求监察效能或以“层级领导”来认识和评价监察体制的机关思维是不贴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避上指下”的滥权交集正是这种径直的机关思维影响下的产物。(https://www.daowen.com)

笔者认为，针对上述“避上指下”之嫌疑，可依赖于三个问题予以展开：其一，监察机关留置措施集体讨论制度有无滥权危险；其二，监察留置措施审批制度有无同体监督可能；其三，监察指定管辖制度有无限制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