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法治监督体系
法治监督体系，包括内部监督、外部监督、监督网络体系等，监察委的设立叫作监察委体系。我认为它的运行有它的特点，要更加有效地监督，监督监督者。任何人都想逃避责任，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你推卸责任，逃避责任，我们要约束你，法就是要约束权力者。
行政监察的监督对象都是行政机关，全世界的公法制度基本品格都是约束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纪委监察委仍然合署办公，但是从政府机关里独立出来了，属于外部监督，监督其他公权力运行。监察法有好几个条款有种种联系因素，不是党员领导干部也可以对你采取措施，特别是两种主要犯罪，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也可以留置，所以权力很大，伤害也会大，但是效果也很强。以前反腐治标，现在要达到治本。还需要考虑一下，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是否达到它的效果了。
由于现在采取了以党领政、以党领军、以党领社、以党领群，由于新的大部制，党直接站到前台，行使管理运行协调监督等职责，那就有一个问题，复合形态的事物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党政职能相近的合并设立，或者合署办公。党政军群社事都说不清楚是什么关系，是公权力，还是私权利，还是“社会公权力”？20世纪全世界出现新的公共管理运动，叫参与行政、合作行政潮流，主体多元化，行为多样化，关系多样化。既然这么多参与复杂形态，如何依法保障以人为本、受到监督、受到救济呢？没法告状就很麻烦了。比如现在谈合宪审查，权限裁决、诉愿审查、信访调查等复合型监督救济能不能进行救济？让我们党政，特别是政府领导能够直接介入，不光是解决最后的问题还包括前面发生问题的协调，调整政策，苗头出现，还有伤害已经产生，都可以进行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公权力监督体系的难题，最后被解决，既然是复合型行为越来越多，我们有复合型监督救济机制来解决，这样行不行？
法治体系、法规范体系、监督体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一定要对这样的变化有新的认识，否则就很迟钝，过于敏感或者过于悲观都不行。我也不会过于乐观，我一直是一个谨慎乐观主义者。
点评环节
点评一：法律原则，法律目的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脑海里根本没有这个东西，特别是行政执法人员。我曾经准备对执法目的进行研究，但是限于很多问题没有搞下去。对于法律体系的构建很宏大，很多单位制定规范的时候，根本不征求单位内部的意见。
莫于川：四个体系，是有脉络的，我还没有梳理清楚，从行政指导到研究民主，后来又进一步研究其他方面，现在研究到理论层次。过去没有干成行政法，只考虑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也没有推出，行政法总则推动整个行政法上一个台阶。其中，总则部分就是一般规定，其实要写很多条理法。我们力图把它变成制度规范，从理念变成制度，便于操作，但是制度不能完全代替理念，正确理念加上完善制度，良法加上善治才能成为期盼的法治社会，否则法规范越多，离法治社会越远。
点评二：早期研究行政指导，中期研究行政法治理论体系，现在已经上升到整个法治理论体系，而且这里面有核心概念，公权力体系。第一，莫老师提出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新宪制认识观。传统比较法研究，都是比较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通过香港、西藏调研实践，我们又觉得非常高明，非常有分寸感，体现了成熟学者的智慧。第二，条理法新宪制的解释论。莫老师对立法目的、立法精神、法律精神、法律原则包括罗老师提出软法的东西，特别对执法人员不受重视，提出整合性的概念，有它的理论上的价值，特别是行政法总则的制定工作，这个又有实践的意义。第三，公权力体系新宪制的结构图。归结为人代会下的一府两委两院+执政参政军事，作为特殊权力跟传统一般权力作为对应，这个肯定在我们领域是有冲击性的概念。
莫于川：之所以这样放是因为监督关系，党委也是监督对象，而随着整体上执政党行使领导权，一般权力架构还是执政党非常高的核心权力，像监督关系，总体上一定就是一个龙头，包括党委，包括人大，监察委就是人大派生的。
第一部分，中国奇迹，有一个大的前提，世界大国进入长期的和平的状态，是中国奇迹能不能产生的外部环境。从宪法角度来看，公民经济自由逐渐扩大，经济自由越来越大，但同时不是彻底放开，这是中国政策的特点，非常的实用主义，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也不是计划经济，这种实用主义取消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之间的竞争，转向经济绩效。邓小平说黑猫白猫论，中国的经济政策也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特征，包括在与美国的贸易战当中，我们迅速出台外商投资法。为什么能够做到实用主义呢？很多国家包括欧美，很难调整，特别是欧洲五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政治走向一个极端，就是民粹。而中国政体，采取的既不是欧美式走向民粹的民主，也不是苏联非常极权的专制，而是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体制。这是保证中国在立法政策上面的政体的原因，既能够保证政府效率，也能够使政府的政策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大家说改革开放也好，到最后，最爱的还是经济。我更多采取观察的态度，不是特别倾向哪个更好，哪个一定比哪个更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是在一个箱体当中左右振荡，像炒股票一样。(https://www.daowen.com)
经济不能取代一切，经济发展了，人解放了，所有要相互连带。现在更注重协商民主问题，正在反思和探索它的前瞻。
提问环节
提问：条理法适用会不会变为另外一种权威机关的法律？
莫于川：在中央集权情况下，条理法会不会滥用？条理法和实体法、程序法什么关系？既然清楚就用实体法，不清楚的时候，才用条理法。条理法就是这样，实体法平时干活，干活的时候，你们也拦不住，实体法要撂挑子，我也能干起来。
提问：政协委员在监督过程中，会导致行政效率的降低，从而导致政协委员交流难吗？
莫于川：协商有很多方式，行政有协商，一个机构执行，比如城管部门，好多部门配合，也是一种协商。政协协商，我新定位为一种协商权利，公权力，这样可以起到行为有所规范，对它发挥作用，又不能忽视，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权力行使到一定社会影响力，我自己研究成果是，所谓权力就是影响力，一个人影响别人。我影响你的行为，就是我对你行使了权力，其实就是我制约了你，我影响而且是严重影响，否则就没有权力。
它会不会降低效率，这样的监督全世界都有，多数都有。《日本行政法》专门讲了行政总是讨厌约束、讨厌法律，这是它的本性，法律就是给行政套上锁链，但是又要你跳舞，这就是法治精神。你说可能影响行政效率，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问题，行政效率可能是别的原因，列宁说了，今后的世界，最大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也就是效率问题。其他的问题解决了，就是人性的弱点问题，还有组织的弊端问题，而不是其他的监督力量薄弱。
【注释】
[1]莫于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