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结论

（1）在我国单一制国家的背景下，省级政府和高校对中央政策创新的采纳程度非常高。西方的研究都有意无意地以联邦制和选举式民主作为研究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前提假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双创政策由中央政府一经推出，42所高校所在的21个省份都分别颁布了各自省份关于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相应地，在42所高校中，有近九成也颁布了关于本校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是实施细则文件，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我国，政策创新的扩散的效率是很高的。

（2）在我国政策扩散的机制中，强制机制跟学习机制、模仿机制发挥较大的作用。从笔者收集到的数据显示，近乎所有的高校关于落实创新创业政策的实施细则中都会对本校的创新创业机制进行资金保障与激励。相应地，这些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也很到位。因为强制机制的形式主要包括武力、威胁和激励。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强制机制在高校创新创业政策扩散的过程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在笔者根据国务院2015发布的文件中总结归纳出的9个维度上，近乎九成的高校都与国务院文件上的任务举措相近，各大高校之间关于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创业平台建设等等的具体举措也大致相同，由此认为，学习机制跟模仿机制在高校创新创业政策的扩散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3）在双创政策的扩散过程中，从高校的实施结果来看，政策趋同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也有近五成的高校会在扩散之时进行政策再创新。政策趋同意味着不同政府的政策不断变得相似，主要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工具、政策结果和政策网络等五个方面的趋同（Bennett，1991），以响应中央政府的文件，但也会有高校结合自身大学章程与定位，在推行政策扩散之时，进行政策再创新。比如有22所高校在基于中央关于创新创业指导的前提下，率先建立了创业学院，以保证创新创业教育推行的效率；清华大学在此之外还专门强调了创新创业教育实施的社会责任意识等。

（4）从整体上可以看出创新创业政策扩散的模式并不完全遵从正态分布，曲线趋于S形。即在创新创业的早期，在高校的发展程度并不高，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可能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颁布了相关文件）突然激增，伴随着潜在采纳者的数量减少，扩散频率会降下来直到整个创新创业政策在高校的落实情况趋于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