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型舆情集中于各类资源密集区域
在舆情地域研究中，为从教育资源密集程度差异这一视角分析舆情分布状况，课题组除了统计教育网络舆情事件在省级行政单位的分布情况，还新增了“区域行政级别”这一指标。根据中国城市行政级别，将事件型舆情事件发生地的行政级别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省级与副省级、地级市、县级市和乡村。在232起事件型舆情事件中，可明确所属省级行政单位的共有219起，可明确所属区域行政级别的共220起。
如图1-1-2所示，北京的事件型教育事件数量居全国首位，共31起。广东的事件型舆情事件数量共17起，居全国第二位。河南和浙江的事件型舆情事件数量均为15起，并列全国第三位。江苏和湖南的数量分别为14起和13起。此外，2019年报告中未收录青海、西藏、新疆、香港、澳门以及台湾这6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数据。
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教育和媒体资源丰富，在2019年全国城市GDP排名中位居第二。广东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在2019年全国省份人口排名和全国省份GDP排名中均位居第一。河南、浙江、江苏和湖南在全国省份GDP排名和全国省份人口排名中均位居前十位。由此可以发现，经济发达、人口规模大的省市教育网络舆情事件发生的频率更高、数量更多。
图1-1-2 2019年事件型舆情事件数量的省域分布图
（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舆情系统）
如图1-1-3，事件型舆情事件发生地属于省级或副省级的数量位居首位，共106起，约占总数（可明确区域行政级别的事件）的48.2%；发生地属于地级市的舆情事件数量共65起，约占总数的29.5%；发生地属于县级市的舆情事件数量共38起，约占总数的17.3%；发生地属于乡村的舆情事件数量共11起，约占总数的5.0%。
图1-1-3 2019年事件型舆情事件发生地的区域行政级别分布图
（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舆情系统）
随着区域行政级别由高到低，对应的舆情事件数量也逐渐递减。一般来说，省级和副省级地区经济发达，人口规模大，教育资源更为丰富，地级市次之，县级市和乡村依次递减。行政级别高的地区学校多，学生基数大，培训机构数量多，教学和校园管理变革举措更加普遍，出台的教育相关条例和政策更多，引发的校园冲突事件数量也更多。
为保证数据分析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课题组排除发生地在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事件型舆情事件，继而分析在各个省份内舆情事件的区域行政级别分布情况。如图1-1-4，排除发生地在直辖市的舆情事件后，发生地属于地级市的舆情事件数量共65起，位居第一位；发生地属于省级或副省级的舆情事件数量共54起，位居第二位；其次为县级市和乡村，分别为38起和11起。
分析发现，在单个省份内，发生地属于地级市的事件型舆情事件数量多于发生地属于省级或副省级的，发生于县级市的舆情事件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教育网络舆情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沉现象。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信息传播渠道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信息平台发布所见所闻，使得一些发生在较低行政级别区域的教育事件得到曝光，受到关注。如6月份发生在安徽金寨县的“女主播进小学教室拍抖音”事件，相关视频在抖音平台一经播放，就引发人们质疑，从而发展为舆情事件。同时，媒体注意力正在向下兼容，主动深挖潜在的教育事件或新闻，这也是教育网络舆情出现下沉现象的重要原因。
图1-1-4 2019年事件型舆情事件在省份内部的区域行政级别分布图
（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舆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