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专家观点
1.智能监测违背教育的初衷，不符合教育规律
《光明日报》认为，教育不能迷恋技术，大学教育除了专业知识以外，它该承载的是信任、尊重、诚实的人文精神，并不是“不听课就把你拍下来”这种机器指令式的惩戒规训。教育更需要的是春风化雨的耐心与定力，而不是一两项高效“管住”学生的黑科技。
央视网发表评论文章表示高校试水的人脸识别技术是技术的进化，教育的退化。它认为这看似先进的技术，却毫无科学的逻辑支撑，是对大学教育的误解，这种技术监控手段与“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自主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大学教育应该给予学生一定的自由度，教师们应该调整教育方法，提高教学魅力，吸引学生上课的注意力。我们需要培养的不是课堂表现好、善于速记的人，而是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独到见解的人。
世界教育前沿论坛主席、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香港大学原副校长程介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时认为教育是影响人的工作，让学生完全被机器监测并不合适，也不符合教育改革的方向。
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主任郑宁认为，靠人脸识别系统对学生进行表情监控来提高课堂效率，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提高课堂效率，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丰富生动的教学内容。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留得住学生的人，留不住学生的心，这样的结果，不是教育从业者希望看到的，也不是教育的初衷。所谓的智慧课堂，只有智慧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的时候才是智慧的课堂。机器技术是工具，互联网技术、AI技术等本身不能成为智慧的主体。
教育专家熊丙奇则表示，有了外部的监督，机器辅助监控，学生会形成压力，自然会提高注意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使学生养成表演性人格，因为人在监控之下的行为与未监控下的是不同的，这样得来的数据也是不可信、不真实的。教师也是被管理对象，长期使用监控系统，对教师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也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教师上课只依靠智能系统反馈学生状态，那么老师还会教学吗？教育是有情感和灵魂的事业，无节制地依靠冰冷的技术，不如使用教育机器人。他还指出，教育中利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就是教育现代化的做法脱离了理念和制度深层次改革，执着于“器物”的创新是形式主义，也是规避核心问题的“懒政”。
2.全面监测侵犯学生隐私，需要谨慎对待
对于高校引入人脸识别系统事件，《光明日报》认为当技术触角深入个体的生活之中，必须划定严格的边界。但是现在众多学校却是盲目做着增量，随意将智能监测科技延展到个体状况判断、教学质量评估等具有一定主观裁量空间的领域之内。这其实是对技术的误用，也是对教育的误解。一个新技术的引入，常会发生“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错位。根据学校官方回应，引入人脸识别技术的初衷是为了评估教学质量，但难保日后不会成为学校和老师为了教学质量震慑学生、磨炼学生的工具。况且，学生的生物信息还存在被外泄和利用到学校之外的地方的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也在《央视财经评论》节目上评论说，科技创新不应违背社会伦理，意识是私人领域，他人无权侵犯。
郑宁认为，人格尊严是法律规定的人的基本权利，表情监控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学生的尊严，也是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教师授课能力的不信任，并且人脸识别系统在校园中推广确实有侵犯学生隐私的可能性。
王天定在《新京报》评论文章中也指出，管理系统的数据如果只用于教师和管理人员掌握学生动态，或许并不侵犯隐私。但系统把学生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记录在案，会无形中增加学生个人相关信息泄漏的风险。他建议，在学校管理部门也安装监测系统，以推动学校管理人员换位思考。
3.伪科学迎合的是家长的焦虑，呼吁加强监管
杨宏山在《央视财经评论》节目上提出，人不是机器，人是有血有肉的。科技是在改变和影响我们的生活，但“科技向善”离不开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管。央视财经评论员刘戈认为商家利用科学的外衣对智能设备进行了包装，迎合的是家长们的焦虑。家长普遍担心别的孩子用上了好的设备，自己孩子没有用上，会在学习上落后。很多家长在这种担忧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驱使下，对于被介绍的好东西，基本持支持态度。
熊丙奇在《新京报》上发表评论文章《用AI分析学生姿态，教育现代化不能靠“噱头”》，指出应用AI对学生进行表情和动作监控分析与提高学习成绩的目标契合，甚至得到不少家长的支持。部分学校“唯分数”“唯升学”“唯技术”的情况仍然存在，有的资本借此对“AI+教育”进行包装和炒作，加快了我国学校采用所谓的智能课堂行为分析系统的步伐。
《法制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人脸识别已进校园 数据立法还有多远》说道，包括人脸识别在内的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要使用人工智能，更要安全地使用人工智能。要实现这种安全既要靠自律，更要靠法律。文章呼吁从法律层面来规范智能监测设备的使用。
《北京青年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有必要限制“人工智能+教育”任性使用》被多家媒体转载，文中提出鉴于当前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热衷于引进人脸识别技术、大数据技术用于课堂教学和学生管理之中，我国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出台规定，限制这些技术的使用。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雷朝滋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人脸识别进校园，既有数据安全问题也有个人隐私问题，要加以限制和管理，呼吁学校非常慎重地使用这些技术软件；并表示教育部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情，将组织专家论证研究；要求须非常谨慎对待学生的个人信息，能不采集就不采集，能少采集就少采集，尤其是个人生物信息。
4.新技术暴露老问题，需推动高校治理结构现代化
针对高校引入人脸识别系统这一现象，熊丙奇认为这并不是新技术给大学带来的难题，而是暴露出有些大学仍然存在的老问题——缺乏现代化治理结构。在现代化治理中，大学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应该由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负责。在课堂教学中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显然属于教育事务的范畴，因此这就不能由学校行政部门决定。
央视网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教育是非常专业的事，“教授治校”尤其重要，引进新技术进行教育实验需要经过必要的论证程序。哪个部门、什么人决定引进的，花多少钱引进，经过了怎样的论证程序，都有必要交代清楚。并且随着我国教育投入的增加，很多高校的经费相对充裕，但是怎么利用好经费提高教育质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三公”经费公开已经有所推动，大学的很多决策应该有更透明、更专业的决策程序。
王天定质疑人脸识别技术究竟是“管理本位”还是“教育本位”，认为学校管理相关人员更钟情于引入相关智能监测设备，其原因是高校从事学生管理的干部压力大、任务重，他们多半已形成“管理本位”思维，力求能对学生进行有效约束，保证学生安全、校园稳定，他们对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工作强度的管理措施情有独钟。但长此以往，管理不再只是一种手段而成为目的，而管理本应该服务的目标——那些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学生，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复杂多样的需求，则可能异化为一堆冷冰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