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曝光策略化

“舆论倒逼”早已不是一个新兴概念，随着部分群体对互联网使用能力的提升，舆论倒逼也从早期的自发参与逐渐走向自觉策划，部分人群将舆论作为一种维护群体利益的有力武器。移动互联网技术为公众在互联网空间发布信息、引发关注提供了可能，而且随着公众民主意识与权利意识的增强，这一群体愈发热衷于在网络公共空间发表观点和意见。有些意见甚至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合力，倒逼政府、官媒、企业等组织进行发声处置。不可否认的是，公众选择曝光舆情事件往往带有目的性，希望获取社会关注，帮助解决个人无力解决的问题。作为对官方工作的一种补充和完善，公众运用舆论维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公众在一个个具体鲜明的案例中直观感受舆论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和影响力，这种力量可能足以改变事件的发展方向与个体的命运轨迹，“药家鑫案”“和颐酒店女子遇袭事件”“江歌案”等就是典型例证。随着对舆论作用的认识愈发深刻，在将舆论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武器的同时，部分人将舆论枪口对准了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个体与组织，或是抨击反对力量，或是输出自己的想法。2019年受“翟天临论文抄袭”事件的影响，教育部加大对学术不端、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查处力度。同年学术不端类教育舆情事件频发，包括普通学生、高校教授、国家院士乃至政府官员在内的各个群体均有涉及。这类舆情事件基本由他人曝光，有的是意外发现，出于净化学术环境、维护学术公平的目而举报；有的是刻意挖掘，在对学术不端零容忍的环境下将学术污点作为筹码，将舆论作为攻击对手的武器。在其他事件中，某些操纵舆论的“高手”采取分阶段曝光策略，在对方否认后继续放出证据，逐步消耗对方的公众信任感，最终获得舆论胜利。

此外，在2019年发生的舆情事件中，出现了一种舆情被策划、被制造的趋势。具体而言，当事人抓住社会舆论心理，主动掌握网络话语权，有目的地进行爆料，从一开始就给舆情定好“节奏”。^[11]例如在“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堂事件”中，一家长将拍摄的变质食物的视频和图片发布到网上后，引起网民广泛关注，甚至引发家长线下维权。后经调查显示，网传视频和照片为家长刻意摆拍。该家长因与学校食堂积怨已久，希望通过制造一个大舆情引起人们对学校食品安全的重视，进而促使问题解决。家长们忽略了公众只会心甘情愿为事实声援，并且痛恨被欺骗，最后他们反被同一批公众声讨。舆论具有一定的“易碎性”，网络道德与社会信任体系可能在一次次的“假舆情”中被消耗，这将对舆情生态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在观点纷呈的新媒体环境下我们更应该意识到，民意可以是一种舆论，但舆论却不等同于民意。当集合的舆论主体发声时，这些舆论可能是民意的表达，也可能是被“绑架”了的民意。即便是民意的聚集，也未必是正义的代名词。它的原生态有野蛮生长的力量，也有可能被操弄。^[12]舆情制造者正是利用了舆论规律与心理学知识，通过熟练制定极具煽动性和传播性的曝光策略，以操纵舆论走向。有人挖掘既定事实曝光舆情，有人凭空捏造事件制造“假舆情”，若后者频繁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搅乱舆论场，为相关部门在后续进行舆论纠偏和引导带来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