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架构:舆情研究转向的理论进路

(一)顶层架构:舆情研究转向的理论进路

相较于日渐丰腴的网络舆情生态现实,目前我国教育网络舆情研究存在理论创新供给不足、内容高度重复,视角单一、跨学科融合远远未及,数据获取与技术范式的困境较大等问题。

近年来,我国教育网络舆情研究成果看似颇丰,也散见于不同视角,但总体而言,仍然呈现出“学”为末、“术”为主、“策”为上的显著特征,理论创新供给严重不够[4]。研究大多以具体问题处理为主,集中于舆情现象阐释、原因归纳、策略构建等方面,多是思想工作实际问题的解决,以大量机械重复的单一地区或单一高校调查实践为主,同质化程度高,缺乏理论层面的融合。高质量核心论文与专著比例极小,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的对接尚处“纸上谈兵”,真正具有学理深度的主题建构与实践问题开掘尚付阙如。譬如,教育网络舆情概念的阐释观点众多,尚未达成共识;对教育网络舆情特点的解析未从互联网本身特征上寻析;网络舆情演变发展研究虽以技术指标为主,多从理论与宏观层面架构,未见从微观与实际事件结合上擘析。因此,有关教育网络舆情基础理论研究要在参照国外网络舆情研究特色的同时,重点考量我国网络传播新生态与舆论形态的本质内涵,强化教育网络舆情理论的创新。

我国教育网络舆情研究主要依托教育学科展开,跨学科视域对教育舆情综合性探析较少,研究视域相对较为单一,多集中在教育学领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有研究的学科视角逐渐增多,但各自单独推进,联系尚弱,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网络舆情研究解决的是其形成、发展、消解等系列过程的复杂系统,仅靠单一学科无法解析这些复杂社会现象,需要全新拓展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融入。该领域现存研究方法多以定性研究视域和非实证定性研究视域,以及少量实证性定量研究视域为主,宏观的理论诠释较多,中微观的实证研究欠缺,对高校教育网络舆情管理的具体实证例证均不多见。所以,未来应加强学科交融、协作和创新,依照新媒体环境下建设健康和谐网络共享空间的要求,综合运用社会学、管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学科理念探究教育网络舆情的社会外部引导机制、舆情监管应对方略、思想引导措施;运用心理学、新闻传播学、情报学等学科背景探索教育网络舆情的心理内部机制、互动传播机理、动态演化规律;运用信息科学、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学科方法研究教育网络舆情的管理、检测、防控等技术支持框架。

值得关注的是,当下教育网络舆情研究发展中最大的瓶颈是如何有效获取数据资源、如何甄别数据排除噪声数据、如何打通异构数据间的壁垒、如何揭示网络舆情所需维度的完整数据等,迄今基于大数据的教育网络舆情技术方法研究仍然是凤毛麟角。尽管大数据技术的加入提升了教育网络热点事件短期舆论现状研究的精准性,但其暗含在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演变规律仍缺少适宜的理论范式来精确把握与预测。未来研究中,需运用大数据思维,进行研究技术方法的改进与多元化杂交,以理论创新和技术导向为特征,拓展研究领域,结合教育网络舆情的特征,迈向舆情引导和治理“多维度”顶层研究架构。具体而言,一方面应从数据挖掘层面进行数据获取的延伸。现有针对教育舆情事件的定量研究结果,许多是基于社交网站、微博等平台话题留言数据的分析,微信和各类直播平台的教育舆情数据也逐渐增加,成为了用户传递教育事件观点的舆论场域。未来需通过各类新媒体平台数据综合分析,通过挖掘人际间的传播热点主题,分析意见领袖情感主题词,追踪舆情事件热点议题的演化等内容,进一步研究教育网络舆情的传播、扩散机制,以及影响因素,以便为精准监控与引导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另一方面可从技术支撑与治理策略层面进行共融发展[5]。技术导向在现有监控与监测的教育网络舆情研究取向甚为明显。但新媒体舆情场域下,要使技术研究顺利落地,必须将其技术研究与治理对策有机结合,既要以技术研究理论定位为出发点,又要把握舆情治理策略支持的基点和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