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者媒介素养层级化

互联网作为大众媒介进入家家户户后，从门户网站到流媒体，再到标签化推送，这些技术的演变使得不同人群产生不同的媒介使用习惯，继而整个社会出现媒介素养的巨大分层。17世纪至20世纪，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体相继出现，打破了文化与知识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的格局，但是并未对“大众”这一宽泛的概念进行细分，而是将内部存在差异的各个群体统一纳入其中。然而随着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普及，整个社会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平均受教育水平有着明显不同。根据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群与70年代的相比，其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重由11%迅速上升到了26%。^[10]

报纸、广播、电视培养出的广大中年受众需求依旧可以从主流媒体获得满足。他们对于媒体的需求相对也比较简单，即获取社会重大信息，并且其大多数情况下属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国内传统媒体有着一套相对规范的报道模式与议程设置流程，在这样媒体环境下成长的人群对现有主流媒体的报道模式依旧比较认同，将其作为权威。但是由于报纸、广播、电视传播的单向性，以及版面与时长的限制，其受众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被设置好的重大议题之中，缺乏参与互动的条件。

青年互联网原住民不满于传统媒体报道框架，利用互联网参与舆情事件之中，展现出了微政治倾向。这批完整经历了互联变革的受众，也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变革、网络产品的更新迭代，从被动接受走向了主动参与、主动挖掘。在2019年的舆情事件中很多时候网民对于信息的掌握远远走在了组织化的媒体之前，例如：2019年1月美术艺考报名平台出现拥挤，报名困难，很快关于报名软件“艺考升”背后的合作与营利模式信息便被网民挖掘出来；2019年7月山东大学“学伴”制度被爆出后，便出现了山东大学国际交流协会对参加者设立会员积分制度的相关消息。

在不同媒介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差异化媒介需求的群体，使得标准化、“中庸”的舆情回应难以产生效果。目前很多舆情事件中，官方回应依旧采取标准的书面回应，简明扼要地阐述事实，部分年龄较大的受众依旧认可这样的形式，认为蓝底黑字代表着权威与客观；而一些年轻受众则会反感这样的“官样文章”，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多样，对事件本身的了解也更深入，除去基本的事实，他们希望能从官方获取关于该事件出现过的一切议论，甚至是对捕风捉影的谣言的回应。他们对于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公共事件拥有着更大的热情与共情能力，他们对于回应的要求与期待有时甚至超过回应者的权力与能力范围。

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驾驭多样的传播风格成为主流媒体的重要能力。例如共青团中央旗下的机关报依旧保持着相对主流的选题、严肃的画风，但其在B站这样的平台则时不时“皮”那么一下，甚至自称“皮皮团”，在青年群体中它有着极强的号召力。在未来，同一品牌下凭借不同ID进行风格各异的回应或许可以破解受众群体媒介素养与媒介使用能力差异化所带来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