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了离婚法官

在当法官以前，我从未参与过一件离婚案。这倒不是由于我有什么宗教上的妨碍，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处理离婚问题过去总被认为是不伦不类的、不愉快的事。最好的新进律师都不去碰它。我们事务所没有一个人管过这类事。如果报酬优厚，为上流社会所欢迎的王室法律顾问时常会去光顾，但我们不去。

然而，就在任命我为法官时，我被分派到了离婚法庭。这件事发生得有点怪。那是1944年3月6日，也就是D日[1]的前三个月，当时我被聘为上议院法律顾问。那天上议院议员们没有在他们自己的议事厅里，而是在议事厅附近的一间大厅里，那个厅在皇家画廊的尽头，是国王（现在是女王）的罗宾厅。下议院的议事厅被敌人摧毁了，因此下议院议员占用了上议院的议事厅。上议院议员只是每天上午履行司法职责。那天由大法官西蒙子爵（Viscount Simon）主持审判，审理的是《雷维尔诉万全保险有限公司案》[2]——后来作为判例记录下来。这个案件完全是关于战争损失赔偿问题的。我是万全保险公司的法律委托人，这个公司当时很受人尊敬。我的对手是莫斯·特纳-萨米尔斯（Moss Turner-Samuels），是个很难对付的硬手。他摆出种种理由和我辩论，那些理由有站得住脚的，也有站不住脚的。而多数是站不住脚的。（如今他的儿子大卫是位王室法律顾问，提出的论据总能站得住脚。）辩论结束时，大法官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对我说，他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法官，如果我同意，希望我先接受离婚法庭的任命。这是由于战时夫妻分居使离婚案大量增加。我同意了。时至今日，任何一个大法官在要求我接受某项任命时，我从未拒绝过（除了1968年加德纳勋爵要我回上议院的那一次）。在1944年的那种状况下，大法官告诉我，尽管我们经手的那个案件尚未结束，他也希望立即宣布这项任命。于是，1944年3月7日，在那个案件还在审理的时候，我就被任命为法官了。我成了150年来最年轻的法官（霍德森勋爵除外）。当时我才45岁，是个鳏夫，我的妻子才去世两年多。在我宣誓就职时，我的小儿子跟着我，他那时五岁，西蒙子爵把国玺指给他看，问他：“你知道是哪个国王把它扔进了泰晤士河吗？”连我自己当时也回答不出来。到现在我才知道是詹姆士二世。他认为国玺是一切法律权威的根据，当他乘一条小船横渡泰晤士河时，他把国玺扔进了河流中间；几个月以后，一只渔网偶然把它捞了上来。[3](https://www.daowen.com)

同一天，另外两个人也被任命为离婚法庭的法官。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一位是休伯特·沃林顿（Hubert Wallington），他是位能干的普通法律师，但由于是罗马天主教徒，很不适合在离婚庭工作。他会使判决受信仰的影响。另一位是哈利·巴纳德（Harry Barnard），在处理离婚问题上他是一位有声望的律师，也是一位地道的好法官。1959年，他刚好任满15年就退休了。最近20年他靠养老金生活，现年88岁。而我一直干到今天，因为我喜欢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