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去年是令人兴奋的一年。在我80岁生日那天，也就是1979年1月23日，我去买报纸（按习惯是在每天上午七点四十五分），在司法街上，大雪中我遇见了格雷律师学院[1]的司库伦纳德·卡普兰（Leonard Caplan）（漂亮的、精力充沛的女王法律顾问），他告诉我说，我已当选为格雷律师学院的荣誉院士。（我相信，我将是第一个身兼三个律师学院院士的人。）到达我的办公室以后，一本装帧精美的书摆在我面前，书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协会（Solicitors of England and Wales）送来的，上面有该协会的主席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的签名，他是一位受人爱戴而又十分谦虚的人。这是一本和原书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原书是1629年的名著——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gson）的《独奏曲中的天堂》（Paradisi in Soli）。在书中他描绘了赏心悦目的花园、菜园和果园——就像现在我们家中的一样。当晚，在为巴特沃斯出版公司出版我的《法律的训诫》一书举行的宴会上，大法官艾尔温-琼斯勋爵（Lord Elwyn-Jones）向所有来宾宣读了下议院大多数杰出的议员以下议院的名义给我的祝辞[2]，这种作法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天下班以后，我又为学生们在书上签名，这些学生在法院旁边的书店外排了很长的队。一两天以后，在格雷律师学院的午餐会和中殿律师学院的晚宴上，我又受到了人们的欢呼。

不久以后，西巡回区——我自己的巡回区，那个我开始工作和我热爱的地方——为了对我表示祝贺举办了一次宴会。巡回法院院长罗林森勋爵（Lord Rawlinson）以其措词得体的演说祝我健康长寿。又过了几天，在林肯律师学院的新会堂（1845年新建的）举行了一个宴会，宴会上高朋满座，学院的司库，大卫·兰顿爵士（Sir Davis Renton）意味深长地宣布：出席宴会的还有我们的院士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她很快要成为首相了，她是这所律师学院第14个成为英国首相的人。不久以后，为对我表示祝贺，罕布什尔郡的律师公会又举行了一次午宴，在他们的宴会上，我作了第一次简短的发言，同时犯了第一个错误。

复活节[3]休假时，我访问了伦敦的西安大略区。在那里，我被授予荣誉法学博士称号。我对一个学会的听众说了实话：“工会超越法律之上。”结果，在英国惹起了大声的叫骂和众多的评论。大选日益迫近！

降灵节[4]里，电视播放了我的生活特写节目——我在书房里；在我出生的房子里，大卫·丁布尔比轻轻地拉我出去。最精彩的部分是我的妻子和我正在家中美丽的花园里读《圣经》。可惜整个节目太短了。

暑假期间，我参加了温哥华新法院的落成典礼。这个法院的建筑完全是钢架玻璃结构，占地数英亩。我贸然地用乔叟的一句旧式格言提醒他们：“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应该扔石头。”只要保证他们住的玻璃房子不破，往里面或往上面扔多少砖头倒无所谓。

后来，法律界戏剧协会又在曼彻斯特皇家剧院上演了根据我的文学作品选集改编成的话剧，随后又在城堡大会堂举行了宴会。我还旁听了地方贵族协商会议的审案，这使我想起了丁尼生[5]在《国王田园诗》（Idylls of The King）中的几段。从青年时代起我就熟悉这首诗，它后来一直鞭策着我。在他笔下的骑士是这样的：

骑士的圆桌多么公正，

光荣的团体，男人的精英，

——它是那非凡世界的象征。

……

谣言，我们不讲；诽谤，我们不听，

走遍天涯海角，去把人间的邪恶踏平。

下面的诗句也在鼓舞着我的生活：

“思想高尚，举止优雅。

言辞亲切，志向远大，

热爱真理，——

这些就是人的精华。”

年轻时，我把它们当成座右铭，尽管我知道到今天我也未能完全做到。

祝贺我生日的最后一幕是在林肯律师学院举行的一次难忘的晚会，那里的环境最适宜。旧会堂（建于1540年）里人们挤得满满当当。我们开始朗诵诗文，我们从《荒凉山庄》第一章选了150年以前在这个大厅里发生的一幕：“大法官的内心使人迷惑……《詹迪斯诉詹迪斯案》还在沉闷地审理。”在我们旁边大厅的墙上挂着霍格思[6]的著名油画《菲利克斯前的保罗》（Paul Before Felix）。于是，我们又从宗教改革法中选了保罗戴着镣铐被带到罗马执政官面前的情景：“保罗，你发疯了，知道得太多必使你疯狂。”我们描绘了威胁曼斯菲尔德勋爵——在林肯律师学院也有他的肖像——的人群。当时他回答人们说：“无论政治结果多么可怕，我们都不要顾及它；如果背叛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的信念是：‘即使天塌下来，也要秉公执法。’[7]”在我们的朗读即将结束时，我们中间的两个年轻人唱起《皮卡迪[8]的玫瑰花》（Rose in Picardy），这是第一次大战时的一首动人的歌曲，我也跟着唱了起来：

“皮卡迪——1914到1918，

玫瑰花，是的——还有罂粟花。

“我在那里。我看见它们——在遥远的后方——挥动着千万只手，但是在前线，越过战壕，那里渺无人迹，满目荒凉疮痍。”

我接着向大家讲述了我家在战争中的经历。

“我们五个兄弟，有三个参加了皮卡迪战役。我是三个中最年轻的——只是在最后九个月中呆在那里。我因年纪太小，所以以前没去。我一直未受伤。另外两个是士兵，他们都参加了1916年在奈姆[9]的战斗。第一个是老二雷吉，在波兹利斯攻一座山——他负了重伤。子弹穿过他的头部，他躺在地上——昏死了过去——达五个半小时——在弥漫的硝烟中，部队把他扔在后面，最后他的同伴找到了他，把他抬回去。他现在还活着。

“不久以后，老大杰克在带着他的士兵进攻杰狄考特时牺牲了，牺牲时年仅23岁。他用铅笔把帕尔格雷夫[10]的《金库》（Golden Treasury）中基普林的一段设想，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我们在下面就读给你们听。

“我记得电报到了。妈妈用颤抖的手打开它，‘十分沉痛……受伤而牺牲’。她顿时脸色苍白，昏倒在地上。

“几天以后，收到一封给父母的信，那是在他死后的背包里发现的。信中写道：

‘这可能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封信，因为我认为我们在为明天而战斗。(https://www.daowen.com)

如果我被打死，你们可以相信，我已经尽到了我的责任。’

“父亲和母亲——可怜的人呵——在战争结束以前，他们还要失去另一个儿子。老三霍登，是个水兵。在日德兰[11]的战斗中，是名海军候补生，刚19岁。在掩护战斗巡洋舰群的驱逐舰‘莫里斯号’上，军舰首先与敌舰队交了锋。战斗中，主炮出了故障，他沉着熟练地操纵着最新式的四分口径炮，表现得像一名军官，为此他多次受到战地快报的表扬。不久后，由于过度劳累他病倒了，最后英勇牺牲。他被埋在我们国家的公墓。墓碑上写着：‘这里安葬着一名水手，他在海上为国捐躯。’

“老五诺曼也是一名水手，由于年龄小未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了自己的责任。他在海军部旁边的一个称为希塔德的混凝土堡垒的地下室里战斗，他在枪林弹雨中熬过整个战争。他们海军情报部队夜以继日地追踪比我们强大的敌军舰只——‘俾斯麦号’，‘特比兹号’，‘斯坎霍斯特号’，‘葛尼塞诺号’——一直到它们被打败，从不间断。温斯顿·丘吉尔就在那间地下室里和他们在一起。

“雷吉现在是一位退休将军，诺曼现在是海军上将，也已退休，而杰克和霍登却是我们中间最杰出的勇士：

‘他们将永垂不朽，我们却向衰老迈步，

岁月不会谴责他们，年龄也不再使他们痛苦。

只要太阳有升有落，

我们就会把他们记住。’”

罂粟花从我手中滑落到地板上，人们的眼里充满了泪水，那是休战纪念日[12]的前夕，最后，我对他们说：

“为了那远大的前程，

拼命地干，夺回那失去的时间，

你们得到的

将是这大地和它上面的一切。

而且还有更多——

那时，你们就是真正的人。

我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