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中国电影的民族化之路

在正式论述抗战电影之前,我们首先会面对一个疑问,即作为公认的世界娱乐产业一员,又在中国发展未久、尚不成熟的电影业,是否足以被卷入战争的文化核心?本节描述的抗战前中国电影的整体样貌,就将梳理中国电影诞生之后的20余年间产业、艺术、技术、观念、政策等方面的发展,探讨其在抗战期间得以呈现及承载战争思想艺术内涵、实现国家政治宣教的发展基础。

虽然包括部分主流电影史在内的电影历史叙述认为中国灯影戏及其在欧洲的传播“为电影发明提供了前提”(1) ,但基于现代技术的电影对于中国来说事实上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根据《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描述,1894年,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在欧美科学家十数年技术研究的基础上发明了“电影镜”,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内放映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电影短片,一个全新媒体的时代到来了。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放映队很快就来到中国,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这是目前中国电影史学界认可度较高的电影在中国的首次放映。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主导拍摄了由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演出的戏曲片段,这部影像版的《定军山》与其后数年间丰泰照相馆拍摄的戏曲片段的影像记录,成为“中国电影”开端。(2) 而对于早期中国电影的两大生产基地上海和香港,电影史研究中多依据较早的程树仁说:“前清宣统元年(西历一九零九年)美人布拉士其(3) 在上海组织亚细亚影片公司(China　Cinema　Co.),摄制‘西太后’、‘不幸儿’,在香港摄制‘瓦盆伸冤’、‘偷烧鸭’”(4) 。

以上关于中国电影起始及其确切年代的研究,在最近20余年间数次遭受质疑,也不断呈现出新材料新论证(5) ,本节的目的并不在于考证中国电影的起始,因此不再纠缠于事实的细节。基本可以确定的史实是,西洋影戏在欧美诞生后不久即经由通商口岸在中国落地,早期电影业从拍摄到放映,也都受到西方人的诸多影响。与多数关涉西方技术的民族产业一样,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在经历多次的学习、尝试、失败、探索之后,逐渐形成一定的国产电影制片规模,且在与外国资本的夹缝中找到了一定的生存路径。尤其在近代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也是现代文明发展中心的上海,电影业成为继现代工商业、出版等文化行业之后的重要娱乐产业之一。更重要的是,从20年代起中国电影逐渐走出了最初零星、无序的发展状态,在产业规模建立后也形成了文化的自觉发展,立足现实的中国化电影题材的拓展,因专业影人的加入而产生的对艺术与技术的更高诉求,投射了时代性改良主义的电影伦理自觉,逐步兴盛的电影业引起了官方的注目,电影业管理和影片审查制度逐步形成,虽还未成体系,却也进一步从政府层面规范引导了蓬勃兴起的电影业。

考察20年代的中国电影,我们已经可以找寻出众多深刻决定其后期发展的历史走向,这使我们在研究这一段电影历史的时候,具备了在考证史实之外深入探讨其历史规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