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各民营公司争摄抗战纪录片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对闸北、虹口地区进行狂轰滥炸,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上海作为制片中心,各民营制片公司纷纷派出摄影队进行摄片。
黎民伟日记中生动记录了摄制战景的情形:“‘一·二八’讵料夜后子时微闻枪声,始知闸北及耙子路一带,中日两军发生冲突,我们连日集议由各厂联队分到战区,摄取战事实情,惟届时各厂并不派员参加,由一厂民伟领导卜万苍、黎乐三、黄绍芬、罗敬浩、赵扶理、金焰、吴永刚、黄秋田、马贵泉等前往闸北、真茹、闵杭路、大场,沿铁路一带直至苏州等处摄制淞沪战事真景……”(33)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纪录片《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1932,9本),金擎宇编纂有《暴日祸沪记》(2本),另摄有《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1932,1本),《十九军抗日战史·上中下集》(1932,3本)。《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由罗明佑监制,金擎宇编纂,黄秋田、罗敬浩摄影。根据彭敏在《燃烧的影像》一书中的介绍,影片包括以下内容:
(1) 介绍战事的发生。
(2) 蔡廷锴将军召集长官训话,准备迎战。包括参谋长黄强,总指挥部参谋处长赵一肩,以及六十师、六十一师、七十八师各长官。“日本既侵我东北,复欲占我申江,政府不欲涂炭我生灵,不惜求全于委曲,但吾恐暴日野心,未必能息,请各位秣马厉兵,以备不虞。”(34)
(3) 开战后城市的失序。民众恐慌出逃,苏州河、南翔车站等地人潮拥挤,难民涌现,山庄尸体横陈。街市上火光四起,房屋焚烧,闸北车站被炸毁。商务印书馆、同济大学、真如暨南大学等一系列文化机关和高校被炸毁。中西慈善机构、难民收容所人满为患。
(4) 十九路军顽强抵抗,六十师接防闸北,高射炮队至吴淞布防,上海大学义勇军参加防守吴淞。青云路之役,迎战吴淞炮台的猛烈进攻,最为激烈的,一日之间“五失五复”的八字桥全线之克复等。童子军开赴前线服务。将士伤亡,战地医生医治伤兵。
(5) 各界慰劳,联华一厂同人捐资购料,亲自动手,在三日内做成棉袄一千件送往前方;军官眷属赴前方慰劳;妇女慰劳会绣旗;民众争来服务。
(6) 战士抗敌归来。
综上可见,《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是一部全景式记录“一·二八”事变的纪录片,真实反映了战事发生的惨烈,日军的暴戾袭击以及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影片剪辑完成后,在上海的华界电影院放映,各界反响甚佳,对“联华”在前线“用生命换得的成绩”表达了充分的肯定:“我军高射炮击落日飞机、高射炮队赴吴淞布防、途遇日飞机投弹等数幕均极精采,最危险的是庙行镇之役和八字桥我军阵地五失五复的剧战、冲锋的几幕,日军和我军的行动,都很清楚的摄入同一镜头内,两方接触,日军我军都很易清辨,可想见这片摄时的危险,和联华的摄影队确是在枪林弹雨中,冒了非常危险,把生命换得的成绩,其中只有伤兵医院和居民逃难等几幕,不见有特殊精采,此片字幕警人,并且简洁,为此片生色不少。”(35)
这一时期抗战纪录片还包括:明星电影公司摄制的《抗日血战》(2本),《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战地写真》和《上海之战》(9本);慧冲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战史》(1932),《热河血泪史》(1934,9本);暨南影片公司摄制《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1932,7本),《淞沪血》(1932,3本),《热河血战史》(1934,6本);亚细亚影片公司《上海抗敌血战史》(9本);九星影片公司《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1932,8本);惠民影片公司《十九路军光荣史》(1932,7本);锡藩影片公司《中国铁血军战史》(1932);强声影片公司《十九路军之一兵士》(1932,6本);天一公司《上海浩劫记》。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电影摄影场、新华影业公司远途跋涉,深入绥远前线,拍摄绥战情况。德王与日本勾结,1936年11月15日发起进攻企图进犯绥远,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联合山西省主席阎锡山调集部队3万人,连续7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收复百灵庙,此战史称“百灵庙战役”或“百灵庙大捷”。
根据薛伯青的回忆,1936年,作家阿英建议张善琨派摄影队前往绥远拍摄新闻片,12月10日薛伯青、杨小仲、屠梅卿携“爱姆”摄影机动身(36) ,乘车前往绥远前线摄影,经20小时远途跋涉抵达目的地。杨小仲曾撰文《到百灵庙去》,记录摄制沿途体验,其中途经大青山的一段记述令人印象深刻:“山路并没有经过妥善的修筑,只是就了山势略略地平铺一下,沿途的山石,就把车子颠簸得没有一时的安宁,我们如同坐在摇篮里面,随着它东颠西倒,前踪后跳……山里的风,更是加重了劲力,把蔽天的尘沙,一阵阵袭击笼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一时一刻,不是捏了一把汗,入山越深,山路越险,盘转迂回,时上时下,只觉得这危险的山道,像没有尽头似的……”(37)
在绥远,摄影队一行下榻于绥远饭店,并受到傅作义的款待。摄影队拍摄了百灵庙大殿、特别机关办事、百灵庙全景、九龙口等。该地气温零下37摄氏度,摄影机无法正常工作,薛伯青只得将摄影机抱在怀里,每拍30尺左右胶片,就将机器放在怀中焐一会儿。如此反复地工作着,直到把需要的材料全部抢拍完,共拍了500多尺胶片,剪辑为2本纪录片《绥远抗战之三·百灵庙之役》。
新华影业公司与中央电影摄影场合拍纪录片究竟如何展开合作?《电影周报》称,中电、新华公司两摄影队在绥先后前去,碰头之后“彼此各尽其本责,开始谋占先着的竞争”。由于新闻片实效价值为首要,双方争摄结束后各不相让,同时赶回加工印制,12月29日在新光、金城两院开始上映。官民争利情形自然不好,最终商定两方妥协、合作,除两片彼此合并外,“中电”增加其他新闻片凑成两小时片长,营业收入“新华”六成,“中电”四成,原因是“新华所摄的绥远片子,比较中央为长,所以占利较多一成”(38) 。该片虽然未能摄取抗战实况,却真实地激发了民众空前的爱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