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教育电影

“国防电影”的称谓其实早在1933年便已经出现,当时国民党提倡国防教育,各级大中小学校、教育部门均开展各式各样的国防教育。1933年底《申报》的一则消息称,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将在上海国难图画展闭幕后举行“国防及市政展览”,除演讲、模型展等活动外,还将放映“国防电影”(20) 。可见此时关于电影之于“国防”的功用还仅限于军事教育或国情教育短片,当然也有用此类电影鼓舞民族斗志的意图。

1934年的一篇文章十分全面而详细地论及了上升到国防层次的电影教育(21) 。作者首先提出,电影领域的抵御侵略,应当首先是减少每年数千万的电影经济输出、抵制外国不良电影消散国民斗争精神,接着从观众、影业家和政府三方面,提出改变目前电影题材、生产有力量的电影,并以国家之力发展国有电影事业、扶持民营电影业等建议,并具体指出灌输科学知识、追忆中国历史的光荣、复兴民族精神等几方面电影题材方向。这则文章讨论的虽然仍是一种较为宽泛的国防电影创作方式,但已经较为显著地提出将电影从娱乐化转向工具化,拒绝“软”性,提倡“硬”性。

作为长期与左翼论战的国民党官方报人、中国电影协会《电影年鉴》主编者的王平陵,在1936年于无锡召开的教育电影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国防电影教育的建设》的演讲(22) ,更正式地代表了官方对电影事业发展的立场。王平陵从建设国家电影的角度提出,虽然在落后的中国,电影产生的影响尚属有限,但借鉴苏联的经验,国家性质的电影教化潜力是巨大的。因此,在抗战的情势下,电影界应改变当时娱乐化的整体形象,承担国防教育的使命,这不仅是为拯救民族做出努力,更是在进行自救。王平陵进一步提出,要实现真正的国防电影教育,仅仅靠在电影故事中放进一点关于唤醒民族意识的材料是不够的,还应当利用电影短片,教育民众军事常识、生产技术,扫清文盲,这样一来,电影更应该从都市扩大到工厂、学校、街头巷尾、田庄农场。王平陵的观念与国民党官方电影的定位十分吻合,应当说,这个发言还是十分中肯的。在全面抗战前,初步建立的官方电影机构虽然也摄制了少量故事片,重点却是大力发展教育电影。而在退守武汉、重庆等地后,官方在资金、胶片、设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也只制成了为数不多的几部故事片,却在艰苦的条件下摄制了相对较丰富的纪录片,并组织电影放映队深入大后方的城镇、乡村,尽可能利用电影开化各地民众。

这些国防电影教育的讨论几乎与“软硬”电影之争同步,此时虽然并未形成明确的国防电影,但不管有何种政治背景,有识之士都希望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娱乐化的电影能够有所转向,成为启发民众爱国热情、鼓舞民族斗志、激发反抗意识的宣传工具,这也使后来正式提出的国防电影与30年代前期的左翼电影有了更多共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