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新闻与纪录片摄制
1. 郑君里与《民族万岁》
《民族万岁》是郑君里导演的一部大型纪录片。郑君里(1911—1969),生于上海,少年时代就读于岭南中学。他1928年考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停办后加入南国社,出演《莎乐美》《火的跳舞》《叙利亚少年》《卡门》等话剧。1932年,郑君里经金焰介绍进入“联华二厂”,出演《火山情血》《共赴国难》《粉红色的梦》《迷途的羔羊》《艺海风光》《慈母曲》《联华交响曲》等片。“八一三”后,他加入上海救亡演剧队抵达武汉,担任抗敌剧团副团长。1939年,郑君里在“第三厅”的委派下参加西北巡回教育班,拍摄《西北特辑》。1940年他加入“中制”,负责新闻影片部。
抗战纪录片当中,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是一道耀眼的风景。《民族万岁》是一部具有人类学、民俗学双重价值的纪录片。影片摄制前后历时近四年,素材分两次摄制完成——第一批摄制于1939年4月至1940年1月间,导演郑君里、美术师韩尚义、录音师赵启海、摄影师罗及之和姚士泉等共同穿越陕西、甘肃、宁夏、内蒙、青海五地,完成了蒙古族、藏族和回族等内容的拍摄。1940年4月他们再次出发,前往成都、乐山、峨眉、西昌等地,拍摄了苗族、瑶族、彝族等素材,历尽艰辛。
影片《民族万岁》的主题在于表现战时各民族精诚团结、共同抗日的时代精神。郑君里在《论抗战戏剧运动》一书中曾谈道:“在辛亥革命中,汉民族宣布了与各少数民族(满、蒙、回、藏、苗、瑶、彝番等)共同建立民国。这些民族各有其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为加紧中华各民族间的抗战团结,在各民族中开拓演剧的宣传与教育工作,促进其文化的发展,是坚持持久抗战的主要工作之一。”(47) 这十分清晰地体现出郑君里的民族观念,以及对民族问题与抗战关系的认知,从中我们可洞悉其创作此片的内在动机。
纪录片《民族万岁》按照藏、彝、回、苗、蒙古五个民族结构全篇,共分五部分。在第一节中,摄制了喜马拉雅山下的景象,人们通过祭祀、跳神的民间信仰为苦难中的民族祈祷,壮士有组织地习武、走向沙场,姑娘在家进行畜牧养殖。影像中,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肥壮的牛羊遍地行走,藏民面向寺庙虔诚地祷告。在庙会上,跳神的人们举行着赶走人间瘟神恶鬼的仪式。“从此地上的草木不会干枯,牲口不会发瘟,人也不会害病,我们在这里看过跳神的人们,今天都可以把这种福气带回家去。”(画外音)“千户”带领每家派出的壮丁练习武艺,他们牵着马、背着枪。姑娘们没有献上哈达,而是送出一把宝剑:“好,现在你把这雪亮的宝剑带出去,将来你不要忘记要带满敌人的鲜血回家。”(画外音)
在川滇黔边地的彝族还实行古代的阶级制度,不过,人们开山筑路,事实上已经参加到国防建设当中。在这一段落中,还表现出了民族观念向国家观念的现代转型——“我们的国父对我们说,汉人和倮倮是同胞,黑骨头和白骨头是兄弟,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现在天下还没有太平,大家要出力替国家做事。好,我们赶快把这条路筑好吧,从这儿可以踏进自由平等的天地。”(48) (画外音)
影片摄取了“虔信真主”与“热爱乡土”的回族民众,将伊斯兰宗教的教义引入民族国家的救亡当中。这一段介绍了天山的冬雪与春阳,以及塔里木河养育着的五谷与瓜果。影片记录了民众在“忠孝节”这一天,回顾三千多年前向真主尽忠的故事,将穆罕默德“施舍粮食救济贫困的人们”的事迹运用于当下对国家的贡献:“现在我们把粮食捐献给国家,叫贫苦的同胞们一起沾到真主的恩惠。”(49) (画外音)
《民族万岁》介绍了西南山地的苗寨生活,炮火将他们的平静生活打破。影片还从历史的角度表现了蒙古族民众,从“抗日的元世祖”成吉思汗,引申至当下内蒙古的抗日使命:“你们看!他在占我们的草地,抢我们的羊群,烧我们的蒙古包,杀我们的人。蒙古同胞们!我们是亚洲抗日部队的中坚分子,应该参加世界的抗日同盟军!”(50) (画外音)
《民族万岁》解说语情感充沛,画面内容丰富,镜头语言灵动,突破了单纯记录影像的纪录片固有形式,“扬弃了新闻纪录电影一般陈旧的讲白,它经过了良好的‘蒙太奇’,已经整个的成为有血有肉的东西,把很多素材容纳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主题下了”(51) 。“当我们看到回、蒙同胞为前方将士捐粮的时候,我们怎能不鼓舞?当我们看到苗、倮同胞们在崇山叠嶂中开山开路,我们怎能不兴奋?这些真实生活的记载,决不是在摄影场中雇上几百个、几千个临时演员所能摄成的!”②
2. 华北是我们的,永远是我们的
《华北是我们的》是西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一部大型纪录片。在电影史上,这部纪录片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即它是“国民党统治区纪录片出品中唯一的一部反映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日生活和斗争的影片”(52) 。
1938年秋到1939年夏,摄制组经过陕西秋林,至阳泉、长治、屯留等地区进行外景摄制。根据摄影师陈晨的回忆,影片包括下述五部分内容:一、八路军与中央军联合抗战的画面,展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政治情况;二、华北的抗战形势;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包括开采铁矿、肥皂厂、纺织厂等组织生产的情况;四、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民主运动等,例如1938年冬,在长治召开的晋东南工人救国会、1939年初讨汪反投降大会,以及“拆城破路”、妇女看磨、送饭、送水等支援前线的民众抗日行动;五、八路军、决死队的英勇作战。(53)
影片全景式地展现了山西乃至华北地区抗战的情况,开篇用木刻文字介绍华北地区的形势,充满激情地呈示影片摄制的动机:“这里,我们记录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动态,敬以十二万分的热诚,呈现出这一篇人类光荣的史诗。”影片还使用了贺绿汀创作的歌曲《游击队之歌》,增强了情绪感染力。
《华北是我们的》最为珍贵之处,在于它珍存了国共高层将领联合抗战的影像,包括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与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山西会面的场景——“是,只有精诚团结,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要把一万支箭,射向一个目标,你说对吗?”海报注明所表现的是“晋东南晋西之部”,山西地缘政治复杂,包括八路军、中央军、晋绥军等多种政治力量领导的部队,海报上将其并列,用意在于强调消弭政治歧见,合力抗敌。
影片表现尤为丰富、生动的部分是乡村民众的抗日行动,从战士到俘虏、从壮士到妇孺、从政治到生产、从经济到文化……“战地的同胞,以最强烈的生命力来战斗、挣扎,在这荒凉的废墟上,展现了触目惊心的景象,加强了同胞战斗,这告诉了敌人,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
《华北是我们的》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公映,并经剪辑后以《华北风云》之名在香港公映,反响热烈。在电影史上,《华北是我们的》拥有特殊的位置,被视为“国民党统治区纪录片出品中唯一的一部反映根据地军民抗日生活和斗争的影片,让人民能从银幕上看到了真正的人民抗战”(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