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苦干”与《苦干》
自国难严重以来,敌军侵占我平津,盘踞我首善,轰炸我城市,毒害我民人,破坏我交通,攘夺我财产,伤心惨目,公理难容,竭力以图庸或有济……顾救亡图存之要,革命尤不如革心,当此存亡危急之秋,倘皆能万众一心,埋头苦干,效果所及,有力者出力者外,将见服官者,勉行廉洁,痛戒贪污,所有不急之工程,努力节省,以助前方饷需之用,在野者,爱惜金钱,力求简当,所有无谓之酬酢,努力节省,以为国家建设之基,则是苦干精神,可由近而及远,宣传效果,可集少以成多……
——孟石声《苦干》(80)
上述引文选自一份名为《苦干》的月刊复刊辞。检索“苦干”二字,在近代期刊当中有近千词条,“苦干”,是战时中国的关键词,是抵御外辱的国人的精神缩影。1940年,由美籍华人李灵爱(Li Ling⁃ai)投资、策划,青年记者雷伊·斯科特(Rey Scott)摄制了一部彩色纪录片——《苦干》。李灵爱,生于美国夏威夷,在父亲创办的中文学校明伦学校学习语言、音乐等知识,后就读于普纳荷中学。李灵爱深受父亲影响,关心故国的命运。当她了解到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际,便毅然决然参加了“美国援华联合会”在纽约举行的募款时装表演。1993年,李灵爱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回忆起她当年来华投资拍片的原因,称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孔夫子曾经说过,你不能用一个大的概念去改变世界,但是你可以一个一个去改变它。我要一个个去改变它,因为我的那一面是中国人。我想帮助中国,真的,在那个年代没有人帮助中国,要捐款买医药物品。我说,父亲,也许我应该想办法拍个纪录片,我需要一个摄影师帮忙。”(81)
正如林语堂为影片所作的序言所述:“几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民在长达万里的边境线上修建了雄伟的长城以此抵抗外敌的入侵。今天,侵略者的铁蹄虽然跨过了长城,但他们仍然需要面临一堵新的长城——那就是‘中国人民面对外敌时坚强不屈的英雄精神’。《苦干》就是对这一坚强精神的真实写照,它记录了中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建立新中国的不屈历程。”(82) 影片全景式展开中国抗战的情形描绘,自香港,至重庆、成都、兰州、青海……直到西藏的边境。林语堂为这部影片取名为《苦干》,全称《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
纪录片《苦干》摄制的内容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在影片所拍摄的年代,中国抗战军民已经浴血奋战、苦干数载,所留存的画面包括战时传输物资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修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合力抵御外辱、西北战况、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以及1940年重庆大轰炸实况。在残酷的空袭之后,熊熊燃烧的火光中,避难、救援……千疮百孔的城市呈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秩序。在重庆这座坚毅的城市中,农民、游击队战士、大学生,各阶层、各民族的中国人共同投身抗战,正是团结一致的苦干,让“中国充满了各种奇迹”——“田野里的农民,商店里的伙计,中国的男人与女人们只要一声令下,就会拿起枪杆,奔向战场”,“这正是中国能奇迹般抵抗外敌如此之久的秘密所在。”③
难能可贵的是,区别于许多战火中完成的抗战纪录片的酷烈抑或浓重的说教与意识形态色彩,《苦干》呈现出较高的艺术价值,它饱含着一种与残酷交织的战时生活的日常性与诗性。穿虎头鞋的孩子、叫卖的小贩、山河的壮丽……在美与美被摧毁之间形成一种不动声色的张力,凝聚成它的主旨——“苦干”精神被赋予在每个英雄的、平凡的中国人身上。
《苦干》甫一摄成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根据周勇、刘婧雨的研究,1939年底,斯科特将影片片段剪辑为《中国之奋击》(China's Comeback),曾于芝加哥管弦乐大厅和哥伦比亚大学放映,林语堂的夫人廖翠凤评论道:“出自中国最优美的影像,首次公之于世。”被这部影片所震撼的不仅是普通观众,还有美国总统罗斯福、作家赛珍珠、记者埃德加·斯诺等。赛珍珠称她最为欣赏的是:“他拍摄的对象都是普通的中国民众,这些普通的中国男人女人才是中国的力量所在。”(83) 另一方面,此片在引起国际关注的同时,也推动了国际援助:“一部生动且极好的纪录片,同时也印证了我们需要救助这个耀眼东方文明国度。”②
1941—1945年间,美国主流媒体对这部影片予以高度的关注,包括《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波士顿环球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等。这些报道的核心在于传递中国人抵御外辱的不死决心与坚毅精神。1942年,《苦干》荣获第十四届奥斯卡纪录片特别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部引发热烈反响的影片,竟在战后销声匿迹。直至2009年,一个偶尔的契机之下,《苦干》才在斯科特家的地窖中重见天日,但损毁严重,历时三年终于修复完成,并于2015年由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中心获得在中国的使用权——《苦干》终于回归到它的拍摄地,成为抗战史、电影史当中不可缺失、弥足珍贵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