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翼影评到左翼电影

“软硬之争”的产生首先与20世纪30年代初期起电影评论趋向专门化有关。30年代是中华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刻,文化界自觉地呼吁与强调以文艺作品广泛激发民众的救亡意识。而有声电影逐步出现后,电影丰富的表现手段使其能够多方位展现社会生活,并在文明较为开化的大都市日益扩大影响力,因此,电影这种新兴文艺方式也被纳入文艺宣传,用以启迪民心。

1930年3月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敏锐地洞察了电影的政治宣传能力,明确提出“文艺大众化”的口号,在其《最近行动纲领》中,也提出要向电影界进军。(1) 著名的左翼评论家王尘无撰文指出,“中国电影过去是百分之百的‘封建残余’的‘意识形态’”,应当尽快转变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斗争中去,电影应当负起“教育及鼓动的强有力的工具”的任务,并且“只有积极和深入的领导和组织一切文化层来配合广大的群众的坚决的斗争,才能够收到更大的功效”(2) 。1933年前后,涉及电影评论的报刊激增,大小报刊上为吸引读者广泛开设了电影评论专栏,其中1932、1933年都新增了10种电影刊物,1934年新增电影刊物15种,1935年则新增了34种(3) ,电影评论较为显著地由商业推介性介绍转变为具有明确批评态度的影评,并发展出了一支有组织的、规模化的电影评论队伍。此时电影公司的创作主体多数还是戏剧、小说领域的作者,因此,左翼评论家首先将其力量体现在了他们较为熟悉的电影评论阵地。他们以批评和扶正电影业为己任,揭示社会弊端、鼓舞爱国斗志,发出正义的社会呼声,获取大众的认同。

1932年,左翼文化力量的影响由评论领域扩展到创作领域。“‘一·二八’后……抗日爱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将民族感情点燃了……老百姓需要看有抗日爱国内容的影片”(4) ,而初兴的有声片不同于无声片,需要相对较规范的电影剧本。在联华公司提出“复兴国片”的口号后,国产电影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关注。当然,电影公司老板考虑的还有左翼创作者在新文学、戏剧等领域的影响。最先是“明星”,其后“联华”“艺华”“天一”都开始吸纳左翼文学家充实其电影创作队伍。他们为电影公司带来了创作新风气,并由剧本创作带动了一批导演、演员的思想变化。《狂流》《铁板红泪录》《春蚕》等左翼电影集中出现,并在电影评论的推动下造成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电影的控制此时并未有大的变化。在部分电影史论述中提到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1933年向行政院上呈的《关于挽救电影艺术为中共宣传呈》和其附文《电影艺术与共产党》(5) ,被认为是国民党对左翼占领电影阵地有所警惕并采取措施的证据。但就档案所呈现的内容而言,该呈文中存在明显的对共产党影响及作用的夸大和臆想,也正因此,国民党内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在进行调查后,对该呈文进行了全盘否认(6) ,而该事件也由于这种牵扯和制衡,最终不了了之。可以说,在“软性电影论”出现之前,热烈进行的进步电影评论和初步展开的左翼电影实践,都没有受到太严重的政治关注和干涉。但左翼影评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对电影“意识”过度强调,电影评价标准生硬而单一,对进步电影大力宣传,对娱乐电影则极力打压,这种不无张扬的行事风格也势必会引发被打压阵营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