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与八路军》
《延安与八路军》作为总政电影团第一部大型纪录片,体现了根据地电影的意识形态,也是在第一阶段根据地文艺方针指导下的具体实践。影片由袁牧之编导,吴印咸、徐肖冰摄影,吴本立、马似友担任助理摄影。
上海时期的袁牧之成绩斐然,不论导演抑或表演作品都体现出极高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他返回武汉时,世界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因拍摄延安计划受到阻挠,决定将一台摄影机和部分胶片赠送给延安电影工作者,并在周恩来安排下由吴印咸代表袁牧之接收。这极大鼓舞了袁牧之、吴印咸拍摄纪录片的热情。(35) 离开武汉前,袁牧之写下《谈纪录电影》一文,发表于《中国电影》,证明袁牧之彼时已经开始研究纪录片摄制。
影片的摄制是一项有计划的实践,《延安与八路军》拍摄提纲由四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进步知识青年通过重重封锁线来到延安,表现“天下人心归延安”。
第二部分,介绍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情况,包括中央领导和机关以及延安民众生活与工作。
第三部分,反映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最后一部分,回到延安,描写从各地来的青年怎样经过学习后,分赴前方各地去工作。(36)
具体的摄制从陕西中部的黄帝陵开始。黄帝陵坐落在陕西黄陵县以北的桥山。《史记》记载:“黄帝崩,葬桥山。”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象征,凝聚民族精神的纽带。1937年4月5日,国共两党共同谒拜黄帝陵,《延安与八路军》一片自黄帝陵拍摄,这充分说明此片是一部坚定履行将电影作为抗战武器方针的影片,激昂的抗战意识蕴含在对民族源头的追溯中。这部影片表现了挽救民族危亡,动员民族情感的坚定意志,“在日寇深入国土,民族危亡就在旦夕的紧要时刻,能不奋起维护民族的尊严、奋勇御敌、捍卫中华民族的生存?”(37)
影像真实、朴素地记录了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政治生活。影片将镜头聚焦于从各地奔赴延安的有志青年,他们心怀热忱、不远万里而来。“他们要奔向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些勇往直前的人们,虽然在旅途中历经艰险,但心中却有一支激情的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②摄于延安的影像,还留存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人的珍贵画面,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生活,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学习情况,还包括在前方的八路军活动,如练兵、战斗、学习、民兵活动、军民关系、军事工作。
同时,电影团的成员深入生活,袁牧之、吴印咸等不再是上海时期的艺术家,而是成为扛着摄影机的战士——“他们脱下在大都市上海穿惯的西装,换上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过上了一种全新的、供给制的生活。”(38) 他们还怀着满腔热忱投入到政治学习的行列中,参加演讲会、座谈会。
袁牧之、吴印咸肩扛摄影机走向前方,记录了民主革命根据地的军事与政治生活。他们在晋东南地区,拍摄了贺龙、关向应的活动,以及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的战士生活;又穿过雁北与敌人的封锁线同蒲铁路,进入晋察冀地区拍摄了聂荣臻司令活动、白求恩大夫救死扶伤,以及民兵的游击战斗。1939年底,袁牧之先返回延安,吴印咸、徐肖冰分头继续摄制,来自“抗大”的马似友和“四军分区剧社”的吴本立加入摄制。
吴本立,1919年生,安徽怀宁人,1935年在中央电影摄影场任摄影助理,1938年来到延安,曾于抗日军政大学、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学习。(39)
马似友,1919年生,曾在明星影片公司从事剪辑、录音工作,后至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吴印咸、马似友一行跋涉至平西妙峰山、南口拍摄敌方据点与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徐肖冰、吴本立前往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摄取到朱德、彭德怀、左权等首长在前线的活动,此时“百团大战”激烈进行,二人抓住时机拍摄了战斗情况。后在游击队掩护下,奔赴正太路上敌占井陉地区。
摄制过程艰险异常,跋涉千余公里,据吴印咸回忆,在一次战斗中,他与李肃须在两小时内赶20公里路奔赴战场,两人轮流将摄影机绑在身后骑马赶路。马奔跑造成的颠簸,使机器将两人背部全部打伤。赶至阵地之后,李肃被敌军发现后挨了一枪,帽子上穿了个洞。(40) 徐肖冰回忆道:“插入敌后往往要经过好多道封锁线,而且敌人扫荡频繁,常常一口气要跑几十里,最多的一次跑了140里。电影团有一次被敌人包围,当时有袁牧之、李肃、我,幸亏部队保护突围出来。”(41) 摄制组沿途得到了部队的支持,以及罗瑞卿、左权等首长的鼓励。考虑到制作条件的困难,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袁牧之到苏联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工作,并选派冼星海同去为影片制作配乐。
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践行着第一阶段根据地的文艺方针,电影团的文艺战士深入延安的学习与政治活动中,并且走向战场,创造着“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影片形式朴素,具有纪实性、通俗性的特征,易于被民众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