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影的有声化尝试

我们并不能将国产电影有声化的原因归结为抗战,但中国电影有声化的过程却几乎与局部抗战时期对应,这不能不令我们思考。在本身技术不发达和欧美国家刻意的技术封锁下,国产电影有声化的过程异常艰难,时间长达欧美国家的数倍,民营电影公司完全在没有国家技术支持的情况下探索有声技术。当时天一公司的摄影师吴蔚云曾回忆,公司为摄制有声片曾聘请美国技术师,该技师平时严守技术秘密,丝毫不肯传授技术给中国人,甚至佩带手枪,一旦发现中国摄影师偷看设备或偷学技术,随时可以开枪打人。更有甚者,如此不易拍摄的有声片,利润却都给了外国技师。(59) 明星公司也面临同样的状况,“明星”曾委托洪深赴美采购有声电影设备,据学者考证,此次采购加上外国技师费用和中间人失信造成的各种损失,使“明星”背负了大笔债务,成为“明星”在30年代陷入财政危机的一大因素(60) 。

但有声化的趋势毕竟不可阻挡。自1931年起,各大公司纷纷尝试有声片。走在前列的是“明星”“天一”等公司,“联华”因其建立背景,虽也在30年代初就投入资本拍摄配音有声片,甚至收购了明月歌舞班,培养了黎莉莉、王人美等一大批有声时代的著名演员,但它是直至全面抗战前才完全停拍无声片的。不可否认的是,声音的加入不仅使丰富复杂的中国故事有了被讲述的可能,也使中国观众更进一步地亲近国语影片。30年代中期以后国产影片影响日益扩大,不仅有国片复兴运动、题材革新和抗战激发的民族情感等因素,有声时代国语对白、国语歌曲更易让国人接受,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明星公司摄制的《歌女红牡丹》(1931)是我国第一部蜡盘发声的有声片,十八本的长度配十八个蜡盘,当时评论较为一致地评价该片对白、唱段颇为清晰,但技术的局限导致声画不对位的问题十分严重。该片由张石川导演,洪深编写对白,胡蝶、王献斋等主演。目前我们已无法看到该部影片的真正面貌,单从杂志记载的本事及对白来看,与20世纪20年代末好莱坞最初的有声片在编剧水准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影片以胡蝶饰演的戏曲演员红牡丹听从母命错嫁无赖丈夫后的命运为主线,红牡丹最大程度保持了中国传统女子的忠贞观念,剧情也契合市民观众对于苦情伦理戏的爱好与价值观。而影片末尾作为红牡丹拯救者的商人将她的悲剧总结为“教育受得太少,老戏唱得太多”(61) ,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妇女问题较为普遍的社会根源,也使其与30年代电影普遍涉及的女性问题具有了同等的社会关怀。同时不管是否过度解读,执着的红牡丹对于性格恶劣并不知珍惜的丈夫的不离不弃,多少也有些如洪深般的归国学子们对国家民族态度的夫子自道。

除明星公司的《歌女红牡丹》《如此天堂》等影片采用蜡盘配音的维塔风(Vitaphone)外,联华公司的《野草闲花》(1930)用唱片配歌声,号称“中国第一部配音有声片”。在电影院播放时,往往由导演孙瑜亲自上阵,“银幕上金焰或阮玲玉开口唱歌的画面一出现,就立刻把唱针放在唱片上开唱的地方”(62) ,确保声画同步。天一公司在20年代末就使用蜡盘收音方式试制过戏曲短片,1931年又摄制了由舞台剧改编的《歌场春色》,租用美国公司光学收声的“慕维通”(Movietone)设备,演员阵容强大,反响热烈。另一部华光公司的《雨过天青》(1931)比“天一”更早采用了片上发声的方式,系租用日本设备在东京拍摄,因正值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受到国内观众的揭发和抵制。

至30年代中期,尽管仍有不少无声片和有限有声片拍摄投映,但国产电影有声化已成为大势所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有声化过程最终全部完成。越来越多的艺术工作者意识到,有声片在社会现实和思想内容的表现上将有极大拓展。洪深在编写《歌女红牡丹》剧本之前,就曾由英文转译过苏联电影艺术家的关于有声电影的论述(63) ,文中预言了声音将与既有的蒙太奇形式一起成为影响观众人生的重要电影方式,也将为无声电影发展中越来越明显的叙事局限找到一条极好的解决路径。电影有声化初期,众多文化人士也参与了有声电影前途的讨论。报刊较为集中的两次讨论,其中一次是1928年欧美有声片初入国门时《电影月报》对于有声电影的技术介绍及上述洪深译文,并刊出了业内人士对有声电影的推测。1930年,鉴于国产有声片开始试制以及有声片在美国迅速壮大,《艺术》杂志再度组织了一次较有规模的有声电影讨论。尽管仍有相当一部分的论者对有声电影持怀疑态度,认为会破坏电影艺术的完整性,并造成各国间的语言障碍,但多数论者已表现出了对于这一新兴事物的极大热情,如郑伯奇就创造性地将Movie(无声电影)、Radio(广播)和Talkie(有声电影)进行了媒介串联,认为虽然无声片艺术已达到相当水平,但有声片融合了各种媒体的优势,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记录性和艺术性,而目前的局限特别是技术局限,假以时日是可以解决的。(64)

有研究者认为,有声片初期,中国电影创作者和评论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了焦虑,“这种从技术上衍生而来的焦虑,实际上也是一种现代的、民族的焦虑……并暗含着追赶和超越的可能。它渴望着技术和文化上的全面‘同步’,来缓解自晚清以来的民族危机和落后局面,并借此确认自身的主体性身份”(65) 。当然,我们也更能从中读解出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封锁与贸易不平衡的信息。而抗战前后,任何涉及先进科技的电影发展成就,都能被书写为一首民族奋斗的颂诗。国产有声技术毕竟还是在众多艰难摸索中有所进展,1930年明星公司附属华威公司试制成“四达通”,1932年亨生公司颜鹤鸣制成“鹤鸣通”,甚至1934年电通公司成立,也是因为掌握了司徒慧敏等三人制成的“三友”有声电影设备。(66) 尽管在技术、贸易等方面层层受制约,但中国民族有声电影事业不仅没有被压制,反而借助语言与叙事优势,使国产电影业有了质的飞跃。当然,贸易与宣传的矛盾也因此加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