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营电影的初步建立

二、 官营电影的初步建立

“兹有民新影画制片公司来前线摄影,仰各军一体知照。”引文出自孙中山“中华民国十二年五月五日”之“大总统令”,证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电影已开始进入国民党的文化统制视野。黎民伟日记中记载下述内容:“党大会 1924年1月20日早,国民党全国代表第一次大会于广州市高师学校举行,伟领导罗永祥往摄影片。”“摄总理 1924年7月24日在(广州)东较场拍阅操,26日拍省长廖仲恺、市长孙科及各要人。11月13日在省拍孙总理离粤北上。”(120) 其间,黎民伟、黄英等国民党党内人士开始有意识地运用电影拍摄军事政要的活动,摄制了《奉安大典》《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等片。

1927年,“北伐”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大力发展文艺,企图实现“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当局通过与上海影片公司、“明星”和“联华”等民营公司合作摄制新闻纪录片来实现宣传目的。在欧美国家的影响下,国家经营电影的倡议声音开始出现并逐步实践。30年代中期,隶属于中央宣传部艺术股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以及太原晋绥绥靖公署直辖之西北影业公司的相继创立,证明在30年代前半期,“官营电影”已成为中国电影制片格局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1. 中央电影摄影场

1932年5月,隶属国民党中宣会艺术科的电影股独立,这成为官营电影发展中的重要事件。电影股成立后,共拍摄了72部影片。其中,纪录“九一八”以来军民抵抗的影像包括《南京市民反日大会》《淞沪血痕》《国联调查团》《还我热河》,此外还有《一九三二年万国运动会专号》《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就职典礼》《国民会议》《杭徽公路》《棉业改良》《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紫金山天文台》等。

1934年3月,“电影股”麾下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家官营电影制片厂的创设。初创期的“中电”几经改组,首任场长是时任艺术股长的黄英,后由张冲接任,1936年再由张北海继任。这一时期的“中电”发展迅速,在南京江东门外筹建摄影场,后在玄武湖建造新的有声电影摄影场。1935年7月15日,“中电”在玄武湖畔新建的有声电影场正式竣工,并从美国购置声音机。此后,“中电”将一批上海电影界专门人士引入麾下,刘呐鸥被聘为编导委员会主任,此外,还有摄影师周克、洪伟烈、颜鹤鸣、汪洋等影人。(121)

这一时期,“中电”将新闻片的摄制作为工作中心,所制影片包括《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上海预展会》《妇女国货时装表演》《四中全会开幕林主席就职典礼》《改进电影业谈话会》《上海市纪念儿童节》《欢迎班禅大师抵沪》《举重百余斤之老农》《上海市工人运动会》《黄河防汛会议》《瑞典卡尔亲王来华》《南京第一届集团结婚》《游泳比赛赈灾表演大会》《首都中央商场开幕》《陕西公路建设》等。“中电”摄制的故事影片包括《民众与军人》《桃源浩劫记》《密电码》《战士》(122)

影片摄制之外,“中电”还致力于培养电影人才,1935年初面向全国招聘演员,7月举办放映训练班。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赵沨便曾因国文考卷被考官孙桂籍看上而考入“中电”,对此他有如下一段回忆:

上课老师都是临时请来的,其中有洪深先生(讲戏剧概论)、电影导演吴村(讲电影概论)、著名的摄影师周克、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余仲英,还有费穆等。学习时间一年,最后两个月到上海各大电影公司去参观学习,看人家如何排戏,如何拍电影,如何工作。从上海回到南京,中央电影摄影场的大摄影棚已经完工……毕业生中的一部分被留在电影场当练习生或实习演员。我的学习成绩较好,被录用为甲等练习生,月薪50块钱(乙等40块、丙等30块),又因为我的音乐基础较好,被分配在音乐音响组。(123)

可见,“中电”对人才培养采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在师资投入上不遗余力,并且对学员的工作安排重视发挥其优长。

2. 军事委员会行营电影股

根据研究者宫浩宇的考证,1933年6月至11月间,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的电影股成立(124) ,后发展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1935年,电影股在汉口杨森花园建立汉口摄影场,郑用之任厂长并邀请同乡罗静予等加入。七七事变后,电影股扩大为中国电影制片厂。

电影股股长郑用之(1902—1983),又名郑峻生,四川富顺县人。他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931年担任《新蜀报》《新民报》记者,后主编《新大陆报》,创办中国新闻社。“一·二八”事变后,郑用之开始重视电影对抗战的作用,述有《如何抓住电影这武器》,集中体现了他的电影功能观,特别是对电影对于政治宣传的强大功能进行了阐述。

《如何抓住电影这武器》主要介绍了包括意大利、苏联、美国、日本等国在内的国家与电影的关系——《日本的“电影国策”》《英国的“国家影片院”》《意德两国的电影结合》;对民族电影亦有关怀,这些文章包括《中国电影之过去现在与将来》等文,在探索中国电影“今后应采取之电影策略”时,郑用之的观点主要包括:一、建立电影的中心思想;二、政府组织影业机关;三、奖励并实助商营影业;四、组织文化教育影片委员会;五、电影检查委员会之革新;六、电影题材之多方面的编制;七、聘请专家专事剧本之编制与修改;八、电影经费之国家预算案;九、教育影片之民间的运动;十、创办国立电影专校;十一、多摄制各种短片;十二、创办影刊及电影艺术类之多项丛书。(125)

由上可见,郑用之作为官营电影制片机构管理者,在对国内外电影与政治宣传关系的洞悉,对商业电影“幼稚”与“贫乏”的批判以及对电影文化教育功能的重视当中,酝酿出一套从影片文本、制作流程,再到人才培养与宣传等诸多层面的现实举措。

政训处电影股的业务主要是摄制新闻片与组织影片的巡回放映。影片摄制方面,包括《赣行营摄剿匪影片》《西安事变》《四川水泥工厂兴工》《林主席参观武汉大学》《钱江铁桥最近工程》《上海租界庆祝英王加冕之热闹夜景》等有关影片,以及《全国童子军大检阅》《蒋委员长格言教育卡通》《骑兵表演》《国军秋季大演习》《挺战阵亡国殇追悼大会》《广州特辑》和《川灾特辑》(《山中取水》《寻取白泥》《灾民食料》等)等,可见制片之题材多围绕军事训练、“剿共”军事行动,此外也包括四川抗灾等非军事题材的纪录影片。1933年4月16日,还曾在《中央日报》上刊发一则电影剧本征求启示,意欲拍摄故事片。据称,当时的电影股只有9个职员,每月经费2800元,根据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罗伦斯的记述,这笔费用“不够好莱坞雇用一个起码职员的数目”(126)

3. 西北影业公司

“‘西电’的诞生是‘开发西北’这一口号的实践。民国廿三年,由于实事的转移,西北开始受到中国本部的人们的注意。青年实业家温松康鉴于电影在文艺中最具威力,特在太原创办‘西电’,担负起开发西北的文化工作。”(127) 如罗明佑记述,在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意识形态激励,以及时任太原晋绥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的资金支持下,西北影业公司于1935年7月成立于山西太原,厂址设于裕德东里。

管理组织以温松康、郝振邦、石寄圃为中心,业务骨干有田方、蓝马、王苹、邸力、宋之的、吕班、沈家麟、金刚、周彦、姜祖麟等。为解决演员不足的情况,曾在当地招考演员,开办演员训练班,在太原引起轰动。

“西电”曾摄制新闻纪录片《迎蒋》《阎老太公哀荣》《同蒲铁路》。《迎蒋》记录1936年蒋介石莅晋的政治活动。《阎老太公哀荣》是关于阎锡山父亲阎书堂送葬的影像记录。《同蒲铁路》以生机勃勃的山西省政建设为背景,“一切开拓铺轨开山建桥通车运货等情形”(128) 。同蒲铁路是以太原为中心纵贯山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此片也称《同蒲铁路实况》。剧情片《千秋万岁》是一部以山西辛亥革命史实为蓝本的反封建题材影片,史介编剧,石寄圃导演,温冈、石冰等主演。《无限生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表现矿工反抗矿主之压迫,影片由宋之的编剧、石寄圃导演,王苹、田方、金刚、周彦等主演,外景队曾前往阳泉保晋煤矿进行外景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