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之争对电影抗战的促进

在更加严峻的抗战形势下,“软硬”论争声音渐息,很快国防电影的讨论吸引了更多评论者的关注。“软性电影论”在救亡的社会形势下有些不合时宜,政治上不正确。在具体的创作中,“软性论”者也并非完全放弃电影教化的功能,但更坚持艺术至上、娱乐为本的电影商业特性,这是对电影过度“功用”的反拨。左翼电影则具有更为进步的社会意识,主张对民众进行启蒙,宣传团结爱国,但在一开始,不少左翼电影呈现出生涩的意识表达和略显粗糙的电影形式。这对多数以娱乐性而非思想性作为其选择电影的准则的观众来说,是较难以接受的。“软硬之争”由理论论争而变为实践的竞争,在中国近代很多艺术形式发展中都曾有过类似的过程,这正是创作者在电影这一新兴艺术形式急速发展过程中的自觉反省。当然,由于国民政府的暗中干预,它也有了些政治斗争的意味。

“软硬”之争的结果是全面抗战前中国电影有了一次重要的提升。其中十分显著的是创作力量的重新整合,“软性论”者的加入,使以往来源复杂且并非全然专业的从业者群体,在专业素养上有大幅度提升。而已在此前涉足电影创作领域的左翼影人也在论争的过程中更新了电影创作观念,深刻地认识了电影需要考虑观众口味和票房利益。“软硬”之争也促成了电影从创作观念到艺术实践的重要提升。软性电影坚持“娱乐至上”,也追求艺术进步。《化身姑娘》等软性影片,代表着有声电影的高级形态,故事情节复杂曲折,表现方式也更为电影化。而软性电影的存在也促使另一阵营的创作者认识到了自身创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取材局限、表现直白、缺乏电影形式美感等。最终,《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革新后的作品,更加贴近城市底层生活,加入了更多流行歌曲、流行话题、流行故事,甚至运用了适应新题材的新剪辑方式,也更令观众喜闻乐见。

如果不是战争的非常局势,娱乐化商业化的软性电影对中国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形成规模化产业是有益的。而包含民族、爱国意识宣传的左翼电影在这场论争之后,也从此成为真正意义上能号召广大民众的影片群体。最终各种电影形态各自把握了分寸,甚至使“主义”与娱乐在电影中得以一并呈现,这避免了后来国防电影的生硬与直白,也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商业娱乐电影的教化底线。在全面抗战时期,电影抗战宣传更为艰难,借助娱乐化的故事隐含救亡图存的主题成为电影创作常态。而“沦陷”时期,娱乐化的电影使中国电影产业得以生存,并凭借温和的伦理教化传达善与美,保持和发展了中国电影的一贯艺术和道德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