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形势下电影界的整体转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刚刚带给所有中国人巨大的伤痛,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又将战火直接蔓延到了中国最繁华最摩登的城市上海。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战斗中,蔡廷锴、蒋光鼐所率领的十九路军与后续增援的第五军一同顽强抵抗,全上海市民、全国各地的义勇军为前线战士提供了各种支持、慰问。上海文化界也以募捐、义演、赴前线拍摄纪录片等方式鼓舞官兵和民众的抗战热情。2月3日,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丁玲等43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压迫中国民众反日反帝”(40) 。

“一·二八”事变使上海电影界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成立不久的联华天通庵制片厂全部毁于战火(41) ,开设于闸北、虹口的16家影院被炸,“友联”“华剧”“复旦”“昌明”等三十余家中小公司或遭炮轰,或因战争难以为继。(42) 此外,华北东北的战事也使上海电影失去了重要的发行区域,尤其在这些地区深有根基的联华公司的北平五厂、北平电影学校均告暂停运转,各电影公司不得不开拓新市场。

因此,1932年成为中国电影转折的关键年份,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但作为电影来说,变革的需求由来已久。从20年代起,无论是关于电影良心主义的讨论、对于先进电影技术的关注与学习,对于国外电影理论的译介,都已有了相当的积累。此外,正如当时的评论家所言,“在这个大变动的前夜,我们也不该忘记了少数对于这种艺术独具只眼的‘新文化运动者’”(43) ,这其中包含了理论家、评论者、实业家、创作者的共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