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营造的影像“孤岛”意象
蔡楚生导演的《孤岛天堂》是该时期抗战电影中不多的存有影像的作品,该片不仅塑造了爱国青年在困顿中坚持斗争的事迹,也创造了独特的影像化的“孤岛”意象,在今天重新审视抗战时期两个“孤岛”的作品时,具有十分难得的艺术价值。
影片假借了1915年袁世凯窃位期间军阀余孽组织“骷髅党”在某“孤岛”上横行,引发民众抗争的情节,其抗战的寓意是十分明显的。片头黎莉莉和李清唱道:“孤岛是困苦颠连者的地狱,孤岛是醉生梦死者的天堂。这里笼罩着黑暗的迷惘,这里看不见圣战的火光。”这也点明了片名中就将“孤岛”与“天堂”并列,是意欲唤醒在“孤岛”醉生梦死的人们,看清侵略者造成的地狱一般的现实。
“孤岛”的称谓在上海陷落后就出现了,上海租界被日本侵略者包围,看似暂时得以喘息,却政治属性暧昧,各色势力聚集角力。这种情形在香港又何尝不是同样存在呢?因此,“孤岛”不仅指上海,也一样可以指称香港,或是中国领土上任何一片受到侵略者觊觎和威胁,国人暂时得以安全栖身却与国族血脉隔绝的土地。在国土大片沦陷后,“孤岛”逐渐不再仅仅是政治与地理意义上的称谓,而成为国家民族心灵上的一块被暂时掩盖的伤疤。上海租界的“孤岛”情形更加明显,但大部分电影商业气息浓厚,爱国电影受到的政治约束也更多,这一时期还多数以古装片含蓄委婉地表达抗日报国的意愿。相对来说,“大地”是国民党官营公司,更有底气也更有责任将救亡图存的意图在影片中较为直接地表现出来。于是在蔡楚生富有经验的导演手法和饱含爱国情感的创作激情下,在官营公司设备、物资、演职员团队等配备都较为充足的条件下,《孤岛天堂》得以较从容地创作,蔡楚生也得以较为充分地营造了“孤岛”的影像化意象。
1. 双城“孤岛”
影片开头在男女合唱的歌曲后,镜头扫过一片水域,远处隐约出现港口、渔船、城市高楼的轮廓线。这是导演展示给我们的“孤岛”全貌。虽然影片中时不时透露出“现在上海”“虹口”等对白,但很难说在这部香港拍摄、香港上映的影片中的“孤岛”到底是上海还是香港。傅葆石曾指明该时期沪港两地形成了“双城”(130) ,而“孤岛”时期的沪港,尤其构成双重“孤岛”的意象。两座城都呈现出土洋杂合的外在形态,都在敌人的虎视眈眈下危机四伏,也都凭借着外国势力的保护暂时得以喘息。沪港双城虽是中国的领土,生活着中国的国民,却像是两个脱离了母亲怀抱的孩子,忍辱接受了别人家的庇护。两地形成了奇特的相互映衬,而这种映衬又在影像的剪辑和杂糅下成为更加复杂的镜像。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影片中也时时构建这“岛”外的世界,一个是“国”,另一个是“家园”。影片中蓝马饰演的胆小的卖烟小贩“傻子”,只出售国产香烟,却很少有人光顾;大宅外面窝棚里的难民,也都是岛外逃避侵略者而来,他们的家人多数已丧生于敌手;而黎莉莉歌唱《松花江上》,怀念与父母的美好时光,则最为明确地显示了“岛”外的国土沦丧,家园破碎。也因此,这部南下影人在香港拍摄的影片,也在强烈地流露出创作者的“寄居”心态,这在上海电影的创作中较少出现。可以说,香港这座“孤岛”较之上海,与“国”和“家园”的心理距离似乎更远。
2. 地狱与天堂的角力
影片中也展现了“孤岛”的种种景象,繁华的跳舞场、高大的洋房、巡逻的外国士兵、摩登的市民集会,但也有阴暗的小屋、被病痛折磨的妇女、相互扶助的贫民……“天堂”与“地狱”在同一个时空中展开,构成了极为复杂的意象空间,也呈现出多重力量的角力。
首先是空间的矛盾。影片中的房东是一个考中过秀才的老知识分子,他是“孤岛”原住民,家中薄有房产,因为“孤岛”房源紧张,他与家人挤进一间房,腾出房间高价租给流落到“孤岛”的外来人员。片中有大量篇幅叙述他与难民之间的冲突。哑巴和“傻子”在他房前的街道上做小生意维持生计,经常被其辱骂和驱赶。一个生病的妇人带着孩子租住在他的一小间房中,因为拖欠房费被赶了出去。哑巴为病妇和孩子们搭建了一个附着在大屋上的窝棚,这又引起了秀才房东的抗议。影片中的“傻子”和众多流浪者都住在这样依靠于大屋的“寄生”空间中,这就是“孤岛”的现实生存状态,而且也会是沪港双城其后一直存在的状态,高楼大厦与“猪笼城寨”并存,原住民与外来人口争夺生存空间。
但是并非任何外来人口都会被驱赶,片中颐指气使的阔少就受到了秀才房东的欢迎,被当成“老爷”带着情人顺利住进了秀才家腾出的房子。而他的生活与为生存而奋斗的贫民截然不同,出入歌舞场,有舞女相伴,纵酒纵乐,烦恼的只是如何搭上“骷髅党”的小头目,好多赚得点生意。同作为流落“孤岛”的外来难民,他欺凌着哑巴、“傻子”这些难民。
另一重天堂与地狱的所指则有政治与精神的含义。生活在看似“孤岛”上流社会天堂的人,或是醉生梦死,或是已经进入另一种“地狱”。片中“骷髅党”的暗探即明确地指向汉奸,这也是现实中国民党特工当时正在“双城”极力暗杀铲除的对象。阔少则希望攀附“骷髅党”的走狗,一样正危险地走向背叛民族、为人利用的道路。而看似生活在底层“地狱”中的贫民,反而心怀光明,哑巴在纸板上写下“总有一天”,他们一起坚定地与“骷髅党”的恶行作斗争。这种隐蔽的地狱与天堂的角力无孔不入,卖报童手里不知哪天就被塞上了敌人的报纸,“骷髅党”党羽也明目张胆地在街道上镇压贫民的爱国行为,民众时时受到精神宣传和武力干预的双重压迫。
3. 愤怒与忧伤的“孤岛”情绪
人民的愤怒是压不住的,他们烧毁敌人愚民的报纸,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痛打汉奸,连精打细算的秀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显示了他作为中国人的骨气。而另一群怒火青年则在平日里压抑着屈辱,暗中刺探着敌人及其走狗的行踪,精心谋划着行动路线与方案,等候着在最恰当的时候一击即中,给予敌人最精准的打击。但是除了那一刻的快意恩仇,他们的日常是压抑的,无休止的躲藏,黑暗中被追捕,对普通人的猜忌和躲避……
爱情也是被压抑的。李清饰演的神秘青年一直知道黎莉莉饰演的北方舞女爱着自己,却也一直利用她出卖色相接近敌人获取暗杀情报,当黎莉莉问他是否爱她,他却回答“像姐妹”“像同胞”一样地爱她。国外学者认为在抗战时期电影中,女性主义是被忽视的,女性地位和香港一样被边缘化了。(131) 被忽视的不仅是女性的地位,也有个人利益。在官营电影中,个人的需求被明确地设定为必须让位于国族救亡,爱情也因此是无望的。黎莉莉在片中充满了忧伤,思念故土,思念逝去的亲人,而现实中却寻找不到情感的依靠,肩负着救国救民的重任,却依旧要作为低下的舞女为了情报周旋于男性世界中。
这种被压抑或被伪装的人际关系也充满了“孤岛”特色,各种势力各色人等,如同片中狂欢的假面舞会一般,互相戴着面具虚与委蛇。一阵紧密的锣鼓点,一场热闹的纵酒狂舞之后,不知道就会有谁倒毙于血泊中,也许是应被惩罚的叛徒,也许是勇敢赴死的志士。“孤岛”的人物关系、人物情感,是非正常的,被扭曲的。人们算计着利用着别人,也被计算被引诱。
在香港“孤岛”的一片歌舞升平之中,总有抑制不住的忧伤在影像作品的缝隙中流淌出来。蔡楚生在构建崇高的家国利益和英雄形象时,也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了南下影人敏锐的情绪感受。这种忧伤,在上海“孤岛”电影,沦陷电影,甚至战后电影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在一个经历巨大灾难和创痛民族的电影中,不会缺乏激昂、愤怒、仇恨的情绪,但也必定包含着巨大的忧伤。它也孕育了战时中国电影更为深远的意蕴和各类美学意象,使之成为更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