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电影论争

“软性电影论”的主要阵地是《现代电影》杂志,出版于1933至1934年,其发刊辞声称,要“造成一个公开研讨的言论机关”,“决不带着什么色彩,或是预备去替某一方面做宣传机关”(7) 。从杂志具体内容上看,刊物对于软性电影的宣传和进步电影的介绍并没有明显的偏重,尤其在最初的几期中,刊物对于某些进步电影甚至不乏溢美之词。但是在“艺华事件后的二十天”(8) 发表的《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等文章的确令人猜想其真正背景。

持“软性”观念的电影评论者如刘呐鸥、黄嘉谟、穆时英,都是《现代电影》的主要撰稿者,但他们所持有的见解也存在一定差别。刘呐鸥十分关注电影的艺术性,他不仅试图确认娱乐电影的地位,也致力于提升“偏重主义”的电影的艺术性。他指出“在一个艺术作品里,它的‘怎么样地描写着’的问题常常是比它的‘描写着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如果一个作品的表现上丝毫没有创造性,缺乏圆熟的技巧,那部作品的价值也似乎是可想而知了”,“在技巧未完熟之前的内容过多症却是极其危险的”。(9) 在有声电影发展初期,刘呐鸥颇为专业的观点有推动艺术进步的作用。

黄嘉谟相对来说是一位更为激烈的“软性论”者,他最初认为软性电影应当“是值得欣赏的艺术影片,是使大众快乐欢迎的高尚影片,是一切现实人生的写照的影片”(10) ,这还只是强调电影的娱乐性,但逐渐他的面目变得有些凶狠,“在近今,中国的导演先生抱着过分的‘虚怀若谷’的态度,上了庸医的大当,给他们注入了一种红色素”,各种主义“没有得人同意的强迫灌入”,“往往包含着毒素的物料,其遗害观众者至大,可惜公安局都不曾注意到”。(11) 这就一定程度上将艺术探讨变质为政治意识问题,其告密者的姿态也很快招致左翼评论家的围攻。

左翼电影批评家唐纳、夏衍、尘尤、鲁思等人陆续写了《清算软性电影论》《“告诉你吧”——所谓软性电影的正体》等文章,甚至产生了姚苏凤、凌鹤的“凤鹤”之争。其间《驳斥江兼霞的<关于影评人>》《清算刘呐鸥的理论》,以及穆时英的《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等文章,不乏指名道姓的个人攻击,使“软硬之争”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意气之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