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港渝三地“胶片”短缺及对策

香港的状况与上海十分类似,都需要大量消耗胶片,又没有能力进行自主生产,胶片完全依赖进口。八一三事变后,柯达等公司估计战争会迅速波及香港,为免胶片滞销,曾中断了对香港的胶片供应。孰料香港电影界不仅没有受到沪战的影响,反因需要摄制多部“战争影片”,同时拷贝大量卖往广州、南洋一带,导致底片、面片的消耗都非常大,胶片本就“存货无多”,此时更是“无以应市”,因此美国公司不得不紧急向香港调货,直到一个半月后才暂时缓解了胶片荒。(52) 这样断断续续的胶片供应情况一直持续到1941年底香港沦陷。

至于大后方,1939年时上海的电影杂志上还曾报道“‘中电’与‘中国’(53) 早已有未雨绸缪之筹划,目前‘中国’港厂,已购存大批胶片,而‘中电’亦于不久之前派摄影主任周克去港,接洽胶片事宜,亦已购进不少,暂时存放港地,一俟需用,即可随时运往重庆。故在目前,纵美国柯达出品告断,而重庆两大国营片厂之胶片,短期内仍可告无虞”(54) ,但到了1940年,因为“在最近一个月中,胶片的市价又涨了许多”,以前的存货“亦用去十分之六七”,眼见胶片来源匮乏,“中制”预计在拍摄完目前的四部故事影片后就要改变方针,要“以宝贵之胶片,用于新闻纪录片”。(55) 该报道预测,因为停拍故事片,大批大后方电影人会因此失业,将转移到上海或香港谋职。这篇文章发表后,可能考虑到不利于抗战宣传,“中制”的发言人立即写信通过上海报界公告,声称绝对不会终止故事片的拍摄,并且目前就有多达九部故事片在计划拍摄中。(56) 但根据文中所列片名,这些影片后来无一部摄制成片,可见前文所言并不是空穴来风。

愤愤于胶片供应的危机不断,有识之士感叹国内竟然没有一家能生产胶片的企业。早在全面抗战前,国内实际上有过国产胶片的研制和生产计划。资料表明,1936年在电影胶片价格不断上涨初期,实业界一度大力呼吁振兴国产电影工业。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曾资助清华大学的青年科学家熊大缜进行胶片的生产工艺研制,并计划如果研制成功便立即开办胶片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57) ,但战争局势使该计划无法继续。在胶片短缺的愁云惨雾中,上海、香港和大后方电影界各显神通。1937年初,“联华”“明星”接连遭遇资金危机后,因主要依靠家族资本而勉强度过了金融风潮的“天一”终于也陷入困境。此时涉足粤港电影生产已久的“天一”想到的解决之道,就是为粤语片配音。“天一”先是将自家香港分厂拍摄的粤语片配成国语,继而扩大业务为其他公司代配国语,“代价是五百元一部”,这种举措被认为“确实唯一的获利捷径”,“邵醉翁真不负精明能干之名”。(58) 香港的文华公司则比“天一”更加精明,索性将粤语片拷贝剪掉声带,再配上字幕,竟然把有声片倒退为无声片上映(59) ,连便宜得多的“面片”的成本也省了。上文中提到了1938年底香港胶片一度断货,情急之下电影公司竟然拿声带片权且抵充副片来用,以此法挨过胶片荒。(60) 1940年,为解决大后方胶片短缺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制片厂副厂长罗静予一行赴美,希望得到美国对中国电影业的物资和技术支援。(61) 当然,三地电影制作者也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节省胶片的“笨”办法,即从影片长度下手。30年代中期国产电影动辄拍摄两个多小时的“长片”,这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与进口影片争夺观众,这类影片往往消耗四五万尺底片,“现在是实在吃不消了”(62) 。这一时期的影片能保存至今的,往往时长大大短于寻常片长,常短至七八十分钟。

但我们仍需肯定的是,该时期的中国电影界,即使困难重重,宁可在困顿之中费尽心思维持影片生产,也不会向侵略者低头,或私下使用廉价的日本胶卷。上海“孤岛”轰动一时的“茶花女事件”充分证明了中国观众激烈的抗日情绪,因此不管是出于爱国或是忌惮舆论监督,电影公司都绝无可能公开接受日产胶片。有报道不无夸张地说,“在此种情形下,影片公司能在挣扎着的,真可惊天地而泣鬼神了”(63) 。“孤岛”电影事业的繁荣纵然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利益驱使,但电影界在逐利之中仍然坚守了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