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两方交换意见”:三次全国电影公司负责人谈话会
伴随电影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国民政府对电影的统制力度不断加强,管理者与从业者之间的矛盾逐渐呈现,甚至“中宣会以国片界与中央行动步骤不能一致,常引起种种意外纠纷”(96) 。鉴于上述缘故,国民党中宣会于1934—1936年期间召集全国电影公司负责人举行“全国电影公司负责人谈话会”,以积极协商的姿态考虑业界诉求,倾听电影从业者声音。
1. 首次谈话会
首次全国电影公司负责人谈话会于1934年3月23—24日在南京召开,参会公司不限规模,指定每公司派三人参加,代表提案在开会期前两日送交中宣会。
3月23日上午9时,首届全国电影公司负责人谈话会在南京华侨招待所举行开幕式。出席此次会议的电影公司负责人主要来自上海、南京、无锡、广东等地的联华、明星、天一、月明、艺华、华电、大金龙、大东、天北、集美、吉星、快活林、瑞森、大光明、集美、暨南、快乐、白虹、友联、华东、南方、艺联、亨生、和合、联星、大长城、晨光、华明、新华、大中国、中华、东方、曼琳、华艺、柏龄、珠江、西南、远东等公司。②
1934年,(首届)中央宣传委员会召集全国电影公司负责人谈话会(97)
开幕式上,时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邵元冲首先向大会作报告:“在座从事电影事业诸君,幸勿忽略自身所负使命之重大,尤应积极走上一条光明大路,我们深信在生机勃发步伐整齐的革命进程中,帝国主义,终须屈服在我们的面前,中华民族必可恢复过去光荣历史,获得最新的生机。”(98) 邵元冲代表官方开宗明义将国片当下的使命上升到与“中华民族之复兴”休戚相关的程度。接下来,陈立夫作了题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展望》之报告,明确提出政府要对电影业实施干预,并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电影的地位与处境做出了清醒的定位,提出对“坐在影戏院里叹息中国电影事业的落后”、在报刊上“作无端的谩骂和侮辱”的文艺家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批评,表达对“那些辛辛苦苦努力于电影事业的工人们”的同情之后,表明了中央愿在合乎底线的前提下“尽力帮助,诚意合作”的态度。
陈立夫发言的另一重点即强调电影的教育功能,希望在国片中得到大力的实践。借助洪深观点“电影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娱乐,百分之百的教育”与苏联电影宣传功能的极致发挥两个例子,他辨析道,洪深所言只是巧妙地“替中国电影界文过饰非的话,并不是由衷之言”,“如果是百分之百娱乐的作品;同时,决不能包含着百分之百的教育的成分”。苏联电影政策虽有“矫枉过正”(99) ,但将电影区别于娱乐工具的观念,其正确性是毫无疑问的。其后,张道藩、甘乃光分别做了《电影指导委员会对于电影界之意见》《中国电影之出路》的演讲,大意与邵元冲、陈立夫相近。
会议议程紧凑,开幕式结束后,约下午1时,电影同业公会宴请与会者在“明湖春”聚餐;2时,拜谒中山陵;3时至5时,在华侨招待所召开谈话会;6时至8时由中央宣传委员会宴请,在中央饭店聚餐。3月24日上午9时至12时在华侨招待所开谈话会,12时至1时半由国民、首都两大影院宴请,在夫子庙“六华春”聚餐。下午2时至4时在华侨招待所继续举行谈话会,4时至5时,举行闭会礼。6时至8时,由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宴请,在撷英饭店聚餐。(100) 会议期间,活动安排很是丰富,表明了首都电影各界对此次会议,以及参会代表的重视。
根据当时的报道,在谈话会上,洪深、郑正秋、金擎宇等电影公司代表在开幕式上分别做了发言。(101) 西南爱国公司、上海有声电影公司、广东远东社电影组、柏龄影业公司、华艺影片公司、西南影片公司、“快活林”及友联影片公司、大中国公司、元龙及华伦公司、艺华公司、联华公司分别或合并提交议案,主要包括《中央顾念西北边防,提倡扶助摄制有关边地风土人情之殖边影片,以促起国人卫国守土之观念案》《请求政府当局组织拍摄文化教育短片案》《送请复审之影片以公司血本关系,其中英文说明应请暂予通融案》《凡未经过之影片,以各公司资本短绌,拟请格外通融,酌给短期执照,俾苏商困案》《请中央指导组织全国电影联合会案》《请中央通令各县县党部于各该县至少须设立民众电影院一所,尽量放映国产影片,以灌输国民智识;陶冶国民德性扶助社会之发展案》等。(102) 鉴于提案较多,经中宣会整理后,归并为七项,中央方面表示将“切实考虑采纳”。(103)
2. 第二次谈话会
1935年4月14日上午9时,全国电影公司第二次谈话会改在上海举行,会址设于三马路绸业银行大楼的上海联欢社。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叶楚伧,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的方治、罗刚、陈剑翛、戴策、张冲、鲁觉吾出席,郭有守主持会议。上海市政府代表陈克成、市党部代表黄谔出席会议,来自联华、明星、艺华、天一、电通、新华、吉星、快活林、新时代、上海有声等公司的代表出席会议,具体包括黎民伟、孙瑜、费穆、贺孟斧、吴邦藩、陶伯逊、金擎宇、张石川、徐欣夫、程步高、郑正秋、李萍倩、高占非、吴邨、王士珍、董克毅、严春堂、徐碧波、应云卫、徐苏灵、严幼祥、马唐纳、陈铿然、邵邨人、高梨痕、高天棲、文逸民、马德建、许幸之、司徒逸民、张善琨、汪仲贤、欧阳予倩、吴文超、张丙生、汤杰、胡晋康等50余人。(104)
会议议程为一天,较之第一次谈话会时间大为缩减,当日上午9时至12时,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电影剧本审查委员会、电影检查委员会以及各电影公司代表分别作报告。下午2时至5时讨论议案。本届谈话会开幕式由叶楚伧致辞,发言要点有两点:
其一,指出电影在社会教育方面的突出作用,将之上升到与“国家之盛衰兴亡”相关,进一步强调与会各位肩负的使命;其二,致力于团结“电影管理者”与“应用者”,即呼吁官、商两界共同努力,“设法使国片内容充实、活动力增大、技术进步、今天开会之目的在此。”②
谈话会上中宣会主席叶楚伧起立致开幕词(105)
叶楚伧作为官方意见代表,从上述作为“开会目的”的发言内容来看,基本上延续了前次会议上陈立夫对电影在教育方面的重视,并且进一步强调电影行政部门与电影业界的协作意识。本次会议一个重要的环节,便是方治代表中央电影事业委员会对首届谈话会上各公司的提案,按照类别汇总后进行了答复:
(1) “请中央顾念西北边防、提倡摄制有关边地风土人情之殖边影片、促起国人卫国守土之观念”
肯定这一提议为“当务之急”,在国家危亡之际,激发国人爱国情绪、振奋民族精神已刻不容缓。介绍了中委会一年之间派员至西北各省摄取电影,鼓励各公司同人共同努力,深入边防摄片。
(2) “请中央规订关于复兴民族振兴国家等各种剧本之纲要、以备各公司之采纳、编制剧本”
该会对此问题早已关注,承认近年来将工作重点置于限制性的电影检查,积极的鼓励性提议有待进一步加强,当前以“新生活运动”为导向,中宣会致函各公司执行,一年以来成就有限,希望电影界深入领会新生活运动意义,尽到引导社会的责任。
(3) 《关于呈请中央扶助今后国内电影事业之发展,并从严取缔外国出品之肉感浪漫影片及重行检查已在国内流行之外国不良影片》
已在原有办法基础上进行修正,消极方面措施包括增加外片检查费、严格检查外片等,积极方面包括《奖励电影机械之仿造与发明》《以政府力量协助国产制片公司,对于拍摄影片时能力所不能办到之事宜》《奖励优良之出品》等。
(4) 《请求政府当局组织拍摄教育影片》
此为该会所重视,由于中央倡导,各地逐渐回应。希望各公司“以三分娱乐七分教育为前提、俾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以寻求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5) 《请改善今后电影剧本之审查与电影片之检查》
剧本审查方面,手续“务求简便”,且为使各公司避免损失,详尽指示删改要点。从电影检查手续来看,百分之五十能够在2—4天内从登记至检毕发照。除非特殊原因绝不延迟。又称,规定影片检查结束后12小时以内发还——“无不力求其敏速与周到”,表明为各公司竭力考虑的态度。
(6) 《各地租借当局禁映经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通过之各片、应如何保护》
问题的根本在于国家积贫积弱,国人自信力丧失、科学知识缺乏亦为重要原因,解决途径应从上述方面寻觅。继之,叶氏再度强调了一年以来,电影界置身的“今日处境之险恶”,明确今后电影界努力之方向,“应加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最大前提,毋以迎合社会低级兴趣为盈利之手段,影片作风,已如上述,编剧题材,务以激励民族意识发扬固有文化、灌输科学知识、促进生产建设为经,而以提倡合群团结勇毅果敢之精神、培养重秩序守纪律之良好习惯为纬,庶几一盘散沙之国民,为电影之教育而知所团结,知所奋发,此有赖于我国电影界之急起努力”。(106)
本次会议上,中央剧本审查委员会报告了本会成立之经过,审查标准与手续,分为初审类、复审类,以及剧本的一般倾向。各公司代表先后报告,方治归纳答复,分为经济、剧本、影评、审查等方面,表示尽力帮助各公司解决困难,再次说明神怪影片违背教育、应当取缔的原因。本次明星、天一、快活林、艺华、电通等公司提交六个提案,这些议案后来被合并为三个总议案,汇总为以下三项:第一,中国电影事业应实施经济集体组织案;第二,国产影片应谋取得国际市场借广宣传案;第三,呈请中央积极培植电影人才与设厂自制电影用品案。本次会议上,还讨论了选送运动影片参加国际运动影片比赛的提案。
闭幕式由叶楚伧致闭幕辞,并且分发《新生活运动言论集》《蒋委员长言论集》各一本,意欲提供作为剧本取材之参考。郑正秋答谢,并代表明星公司于晚6时在大西洋餐厅晚餐。
3. 第三次谈话会
1936年4月20日,国民党中宣部召开了第三次谈话会,此次会议会址设于上海市政府,大会主席由中宣部副部长方治担任,电影处处长张北海、电影处秘书傅启学、电影检查委员会主任罗刚、剧本审查委员会甘雨耕、市党部代表潘公展、中央文化计划委员会马元放、上海市政府代表李大超出席,各公司代表包括周剑云、张石川、李萍倩、罗明佑、黎民伟、欧阳予倩、金擎宇等40余人参会。会期仍为一天:上午,审查委员会报告去年工作;下午,各公司提出问题,两方交换意见。方治、张北海、潘公展、罗刚等相继作报告,方治发表致辞,从“引为抱歉”“引以为安慰”两个方面概述了过去两度谈话会结果,中央对未能实现“电影界同人之希望”表示抱歉,同时因两次会商“颇能明了电影界实际情形,能尽其最大之努力以谋援助电影界之发展及便利”(107) 聊以安慰。
在上午的会议中,除了各位委员发言,电影剧本审查委员会代表着重报告工作,下午各电影公司代表进行了“激昂、兴奋”的讨论。根据《电声》杂志《第三次电影谈话会记详》中的报道,民营公司颇感“委屈”,在会上大发牢骚,特别指出周剑云“前后站起来有七八次之多”,欧阳予倩“对于剧本审查委员会所提出的各点,也都加以有力的辩解”。②
统而论之,各公司之所以满腹苦水,原因“不外希望体恤商银”,进而提出了具体诉求,包括:第一,希望剧本审查的时间缩短加快;第二,对国产影片剧本从宽审查;第三,旧片检查不设期限;第四,保护内地戏院利益;第五,对华南双重检查,设法补救。欧阳予倩对中央电审会“作风的统一”这一要求提出异议,认为这是对作家发挥艺术个性的限制,“作风是不能统一的,一个作家的作风,与他各人的思想有关”。同时,张北海也向电影界各位代表提出了剧本创作应遵循的原则:第一,发扬民族意识,担负摄制国防电影的使命;第二,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以发挥战时电影教育之功能;第三,应对新生活运动的推进起到协助作用。(108)
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事业处处长张北海及中央摄影场导演黄天佐,在来沪参加电影公司负责人谈话会后,参观联华公司,图为由罗明佑、陆涵章、黎民伟、金擎宇招待在《到自然去》摄影场上留影。(109)
大概下午4时左右散会,由上海各界在大西洋餐厅设宴招待出席者,在宴席上“觥筹交错,宾主皆欢”,会上严肃、谨慎,甚至剑拔弩张的气氛一扫而光。
三次电影公司负责人谈话会的召开,是官方主动寻求与业界理性沟通,开诚布公寻求协商与共识,良性互动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