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胶片”为诱饵的产业吞并

1939年,在“孤岛”电影产业十分危急之时,一位评论者不无忧虑地写道:“有一种恐怖的暗影,却在我笔尖上打转。因为以侵略为亲善的邻邦,他们的电影专业,虽然幼稚,可是胶片的制造,在三年前已有出品运到上海了,那时很有许多贪便宜的小型公司试用过,认为相当不差。现在我恐怕他们乘着欧战机会,将胶片也随着各种货品,努力倾销,我们贤明的公司执政者,当然不会被迫使用。但至无可奈何时,不要为了几千个职工生计起见,却来一下‘饮鸩止渴’的下策。那可不是辜负了我们历年苦斗的决心了吗?”(64) 在焦虑之后,作者又半是乐观半是自我安慰地说,假使真到战事危机之时,制造胶片的化工业肯定都要转为军用,原料也要用于制造炸弹,敌人“决不会将军火原质,分用在商品制造上的”。不幸的是,这位论者低估了日本对于中国影业的霸占野心和持久策略,他的忧虑最终还是在上海租界沦陷后成为事实。就电影产业而言,欧美国家是在华利益既得者,不论是巨大的影片外销票房还是电影制作机械、耗材输入,每年他们在中国的收益都十分可观。除上文提及的约每年35万美元的票房外,有人粗略估计过胶片成本,一算之下实在“可怕”,30年来中国仅胶片一项即用去数千万元。(65) 日本的电影产业虽然发展较晚,但在30年代已颇有成绩。1934年,天津《益世报》曾报道日本成功自制电影胶片的消息。(66) 1937年前后他们即将自制的樱花胶卷在中国试销,价格比柯达克、矮克发的副片还便宜一半,但仍遭到抵制(67) ,日本影片在中国的状况也大抵如此。欧美与日本在对中国电影产业输出上的矛盾十分显著。因此在占领“孤岛”后,无论是从“国策”宣传需要,还是从长远经济利益考量,日军都会迅速开展蓄谋已久的对中国电影事业的侵略。此时,紧缺的胶片成为他们可以轻易控制上海电影业的“撒手锏”。

应该说上海电影公司对危机的最终到来是有物质上的准备的。1941年夏天,预感到“孤岛”岌岌可危,并且“柯达公司已由出售商的地位变为代办性质,对于货品的运输及到期,不负责任”(68) ,在张善琨的支持下,时任“国联”公司发行部主任的卞毓英联络上海数家较有规模的公司,组建了联邦公司,共筹资金50万直接向美国拥有全线胶片产品的窦邦(DuPont,当时又译杜旁)公司订货。一经使用,居然发现窦邦公司胶片的质量比柯达的还要好,价格也更低,于是便有大量订货并储备一定数量的窦邦胶片的计划。当时“联邦”曾打算一次性订购两年用量的窦邦胶片。(69) “联邦公司系由国联、金星、国华、民华等数公司合力组织者”,有足够的资金,首次订货就多达“二百余万尺,大约可以维持各公司的需要到明年四月底”(70) 。正由于订货数量多,“联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代理商,直接向生产公司订货,胶片用以供应在“联邦”有集资的公司,这一行为甚至导致柯达公司胶片短时期内的小幅价格下滑,根据陆洁日记1941年6月12日的记录,柯达公司胶片曾短暂地打了九折,不过很快又恢复了原价。

但比第二批窦邦胶片更早进驻“孤岛”的是日军的铁骑。在胶片来源完全断绝的情况下,日方最先抛出的诱惑又是胶片。陆洁日记1942年1月18日记载,“十八日应邦约偕朱访邦,邦告,上海底片存数不多,即将用完,以后只好用富士片,限供给七十二部,按去年各家出品比例分配,新华32部,艺华16部,国华12部,金星6部,尚余6部各家在竞逐中,邦在计划集股拍片,争取此余额云”。72部影片的胶片的确足以让面临生存危机的电影人跃跃欲试,甚至也就顾不上是否引狼入室了,饮鸩止渴的担忧一语成谶。一年之后,张善琨在谈到“中联创立经过”时,最先提到的依然是胶片问题,“影片公司本以胶片为灵魂,犹如人体有灵魂则生,无灵魂则死”,在上海电影业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居然按照其国内标准,以每月6部“如此宝贵之原料供给中国制作娱乐品之用”,“各公司当局认为大有希望,均觉喜出望外”。(71) 事实证明,接受胶片的诱惑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1942年4月起,从“中联”到“华影”,上海多数私营电影业沦陷,包括设备、厂房、摄影场及演员、编剧、导演等有形无形资产,逐步沦为日伪严密控制下的电影宣传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