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制片厂
1938年1月,南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汉口摄影场扩大改组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成立后对其进行管辖。厂长由郑用之担任,下设技术、总务、剧务三组。
这一时期,“大上海的国军西撤,历来是国产影片中心的上海的电影工作人员,为参加抗战工作,纷纷加入本厂”(4) ,“中制”吸纳了史东山、袁牧之、陈波儿、舒绣文、王士珍、杨霁明、张进德、黎莉莉、高占非、许可、陈依萍、陈晨、袁丛美、万氏兄弟等业务骨干(5) ,至1938年春,演职人员已达到120余人。是年9月,“中制”撤退至重庆,设址观音岩金刚塔的纯阳洞街,年底厂区落成。这一年,为了使海外和港英政府容易通过起见,“中制”在香港设立了分厂——大地影片公司。(6) 1939年,“中制”进行了机构的扩大改组,增设副厂长、主任秘书、场务主任,下设3室4课25组。(7)
1942年6月,军校出身的吴树勋继任“中制”厂长。1944年2月,厂长一职由蔡劲军接任,蔡氏曾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是电影外行且以权谋私,其间“中制”管理颇为混乱。1945年10月,厂长一职由罗静予接任。(8)
武汉时期,袁丛美导演了影片《热血忠魂》,由高占非、黎莉莉主演。宣传称此片为“中国第一部之描写海陆空军之特殊巨片”(9) 。讲述一位旅长告别了老父、妻子、妹妹,毅然走向抗日战场。不料,无恶不作的日军入侵了家乡,旅长一家惨遭杀害,他的家也被占为敌军司令部。旅长终于打回了家乡,尚不知亲人厄运的他面对眼前的一切,在痛苦中下令炸毁自己的家。其间拍摄的新闻纪录片有《抗战特辑》(1—5集)、《抗战言论集》(1—2集)、《电影新闻》(41—47号)、《抗战标语卡通》(1—4集)、《抗战歌辑》(1—4集)、《抗战号外》(1—4集),以及《南京专号》《天主教徒为抗战祈祷的大弥撒》《精忠报国》《和平之应声》《七七事变周年纪念》等。
重庆时期,“中制”拍摄的剧情片主要有《好丈夫》《保家乡》《孤岛天堂》《胜利进行曲》《白云故乡》《火的洗礼》《塞上风云》《日本间谍》《气壮山河》《还我故乡》《血溅樱花》《警魂歌》等,新闻纪录片包括《电影新闻》(51—56号)等,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电影生产的重镇。
全面抗战时期,“中制”影片的发行主要通过流动放映队。电影股时期,便拥有一支电影放映队,扩大改组之后成立了电影放映人员训练班,招收学员60余名(10) ,以战地流亡的高中程度学生作为学员,罗静予、郑伯璋担任教官,“予以政治的、军事的、技术的训练”,从武汉撤退、长沙大火,再到衡阳,相当于在行军的过程中接受培训,最后在衡阳毕业。放映队后来分为三个队,第一、二队共30余人,除了进行电影放映之外,还致力于话剧排演。第三队没有女队员,前往青海、甘肃等西北地区进行工作。
1939年7月1日,军事委员会设立总放映队,郭沫若兼总队长,郑用之任副总队长。后改编第一、二队,遣散女队员,设立第四队。到重庆之后,成立第五、六、七、八、九、十队。杨邨人称此为“十个机械化宣传部队”,先后抵达湖南、湖北、浙江、安徽、广东、广西、贵州、四川、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绥远、西康等地,深入城市、乡镇、农村与军队。
根据杨邨人的统计,三年以来放映队放映电影总计3500次以上,观众1800万之多。在宣传效果上,致力于推行社会教育,进行抗战动员,开启民智,“至于伤兵看了放映队的抗战电影,兴奋地并即请求回到前线,民众看了放映队的电影,踊跃地请求充当志愿兵,事实上告诉我们,这一机械化宣传部队在战地、在后方所收到的宣传效果,有时出乎意料之外”(11) 。
正如郑用之的描述“我们的放映队,走遍了黄河、长江及青海、蒙古、康藏南北”(12) ,队员们跋山涉水,艰辛异常,薪资却十分微薄,每月少则18元,最多66元,“必须养活妻子儿女的同志,还得让妻子儿女忍寒挨饿,一切为了抗战,我们的同志没有怨言。不过三年以来的工作生活,已经使有的同志患了肺痨之疾,有的同志身体衰弱不堪了”(13) 。整个放映队的困难,除了队员艰苦的生活与工作状态,更严峻的还在于影片片源的短缺与汽油的缺乏。全队活动经费每月12000元,每一队仅月支950元至1200余元。“放映队成立三年以来,我们引为兴奋的是,我们已经将现代文明的种子,播送到了文化落后的荒野、山村、漠北、西康,增进民众的知识,提高农村的文化,为建国工作奠定了一种优良教育的基础。我们值得慰安的是,千千万万的民众,看了我们各队放映的影片,对于抗战更有认识、更有热情,更加努力,更加勇敢的种种表现,与可观可泣、可敬可爱的种种行动,使我们的同志的艰苦工作获得光荣的代价。”③
在城市,伴随着国土的沦陷,可供放映电影的大后方影院少之又少,“中制”仅仅在重庆、桂林、成都、昆明等地设立办事处进行放映。1941年,“中制”将第二摄影棚改建为可供影片放映的“抗建堂”,并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名,史东山夫人华妲妮担任经理。(14) 郑用之曾总结到1938—1941年间,“平均三年来全国内每天有本厂出品一部半在开演。平均全国人口每二百五十人有一人买票看过本厂出品”(15) 。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还进行了广泛的海外传播,当时,中国抗战电影的海外发行主要通过商业发行、国际宣传处,以及其他复杂、灵活的途径进行。在美国、中国香港通过民间爱国人士联络,在苏联、东南亚以及中国澳门地区通过大使馆、外交人员、访华团体、电影工作者或华侨接洽。(16)
根据李一君的研究,《热血忠魂》经华盛影片行发行至香港,经张韦焘在澳门、经中央公司在新加坡、经曾圣提在缅甸、经李复在美国、经中苏文化协会在苏联、经田伯烈在英国放映。《保家乡》经吴起顺、武鸿卜在菲律宾,经李复、杨慧敏在美国,经中苏文化协会在苏联,经田伯烈在英国,以及其他方式在法国、瑞士、比利时放映。《八百壮士》经华盛影片行在香港、经曾圣提协助在缅甸放映,杨照星协助在菲律宾,经李复、杨慧敏在美国,以及其他方式在法国、瑞士等地放映。“(影片)达到印度的孟买,南洋群岛各属,澳大利亚的悉尼,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纽约、华盛顿,中美之巴拿马,南美的里约若内卢、希希伊斯戈利斯……在欧洲方面,达到英国的伦敦、利佛浦,法国的巴黎、里昂,苏联的莫斯科,还有瑞京伯尔尼,巴尔城、日内瓦。可以说在全世界上每个大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实录中国英勇抗战的巨片。”(17)
自汉口至重庆时期,“中制”下属恕潮剧社公演《前夜》《民族万岁》《为自由和平而战》《民族光荣》《一年间》《残雾》等剧,“少则十余场,多则三十余场”(18) 。1940年扩大改组为中国万岁剧团(简称“中万”),郭沫若、郑用之分别任正副团长,宋之的、应云卫、史东山、黎莉莉、钱千里等为业务骨干。这一时期公演了《江南之春》《国家至上》《雾重庆》《虎符》《蜕变》《国贼汪精卫》《秣陵风雨》《未婚夫妻》《一出戏》《青春不在》《走》等剧,不仅为大后方影剧抗战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储备了新生的演员、编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