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后的产业危机升级

1937年伊始,上海的时尚杂志《电声》出版了一期新年特别“狂大”号,作为该杂志出版5周年的庆祝。该期杂志的封面上是可爱的孩子,卷首也充满了对新年的期待。但美好的封面并不能掩盖住杂志中充斥的负面消息,“明星”“天一”等电影公司和但杜宇等经营者经济受困、债务纠纷的报道从第二页起就接连不断。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则《大批某国出品廉价胶片秘密运华谋倾销》(40) 的消息。该消息称:“最近,忽发现有某家洋行运到大批影片,完全系某国制造者,现在正于秘密中派人进行向各家电影公司兜揽生意,每尺底片,仅索价国币一角一分,副片每尺只收三分”,并且该洋行还允许电影公司记账,年底方一次性结算,若果真如此,那对资金困难重重的电影公司来说真可谓是极大的迁就了。但报道却接着指出,“各电影公司负责人,绝非毫无心肝之辈,假使不是丧心病狂,想必不致因贪图便宜而购用仇货吧”,原来如此“物美价廉”的胶片是来自日本!而《电声》杂志之所以能肯定上海的电影公司绝不至于接受日本胶片,是由于“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电影界与上海人民同仇敌忾,坚决抵制和仇视日本产品的输入,但是此时,距离上海租界外地区被日本占领已为时不远。

全面抗战后,上海海关贸易额受到战争的巨大影响。据当年海关报表统计,从1937到1938年,即便因战争导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迅速下降,作为国内重要海港的上海,其进出口贸易额所占全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仍然急剧降低,由原先的50%以上降为30%(41) ,直到1939年,由于“孤岛”需求增加,以上比重才有所恢复。但是电影相关物料的供应并未因此好转。由于国民政府实行战时外汇自由兑换的政策,从1938年起,日本侵略者无耻地将在华北沦陷区压榨来的法币大量运到上海,在市场上流通贸易,由于利润巨大,不法投机商乘势而动,一度导致外币兑换价格飞速上涨。对此,国民政府虽然及时采取对策并更改了外币兑换规定,英国汇丰银行也加入干预中国外汇市场(42) ,但侵略者的经济干扰已经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而胶片本就物以稀为贵,此时更是“逐渐增加了二十成”,很快又由于“欧战发生缺货”,“又忽然涨了十成”,“计前后增加了三倍”,涨价后,底片价格为七角二分一尺,面片价格则为一角八分八厘一尺,以“每部戏至少要用底片一万五千尺”计算,单是底片的成本就高达一万余元,而制作一个拷贝的成本则涨到了两千元以上。(43) 1940年,胶片再度涨价,“每尺约须一元三角左右,战前底片每尺仅一角八分,与目下相比,竟高涨七倍有余。电影业巨头对本身前途,都有难以乐观之感”(44) 。

比涨价更可怕的是断货。因欧洲战事紧迫,德国所有胶片工厂均转为军用,而国内对发动战争的德国的货品也日见排斥,德国产的矮克发胶片供应不断减少,生产柯达克胶片的美国成为中国胶片集中的进口来源地。但是战时运输不易,利润没有保证,美国商船因为怕承担战争带来的贸易风险,也大规模停止了远东贸易航线,外商断绝胶片供应的警钟时时敲响,上海的胶片储备告急。由于胶片价格昂贵,对保存条件和保质期限也有要求,沪上影片公司出于成本考虑大多不会大量囤积胶片,即便像“国联”这样资金雄厚的公司,也对外界宣称仅仅有“六张片子”的存底。(45) 1941年7月,因战事变化及日方不断扰乱上海金融,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一切资产,之后,国民政府也请求美方冻结中国在美一切资金,同时,中国在所有贸易中所需外汇需要通过14家外资银行进行申报。(46) 该规定的出台再度导致外汇的一番混乱炒作并在其后创出新高,胶片也应声而涨。但即使有如此高昂的利润,柯达公司仍然宣称“对此后来源并无把握”(47) 。短缺的并不仅仅是胶片,放映电影所必须的进口炭精棒同样也库存紧急(48) 。在中国外汇兑换受到限制后,美国影片商怕收不回影片租赁费,打算放弃影片放映每年高达35万美元(约合法币700万元)的利润,致使上海几家专门放映进口影片的首轮电影院面临断片的危险,(49) 上海电影业全面陷入绝境。

当然,该时期的电影业不光要面对制片成本高、各类材料断绝的情况,另一个致命的困境是影片销售区域的大规模萎缩。全面抗战后,香港和南洋是上海电影所剩无几的发行阻力较小的渠道,东北、华北等大量沦陷地区以及大后方,影片发行放映都障碍重重。胶片贵、拷贝贵、发行地区减少,电影业想要维持下去,唯一办法只有靠压低成本以保证一定的利润。涨价后,胶片的费用已经占到影片摄制总成本的“百分之十至十五”(50) 。当时曾经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拍摄现场演员说错一句台词,这个镜头需要重拍,那么底片加上声带片的损失是二十多元,如此昂贵的代价直接导致摄影场“NG声绝迹”(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