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摄影训练班

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培养后备摄影人才,电影团执行上级指示举办了摄影训练班。1944年12月—1945年1月,来自抗大等单位的学员被选送到延安,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摄影培训。首批学员包括王化俗、刁寅卯、王杰、冯瑾、高法鉴、王海山、李顺泽、刘沛然、曹磊、程铁、刘汝舟、张永、刘恩庆、杨文、陈英、何延年、程敏、周伯羊、陈岗、杨采、林景、郝玉生、邵奉先、李子英、崔云章等,共计25名。(18)

1945年1月27日为开学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进行开学致辞。摄影训练班这一阶段由吴印咸主持,钱筱璋主管行政工作。训练班授课的主讲教师为吴印咸,洗印常识由周从初讲授。教学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徐肖冰和早年曾在上海学习剪辑和录音技术、1938年来到延安的马似友负责学员实习工作。

吴印咸后期出版的《摄影艺术表现方法》《摄影用光》《人像摄影》《怎样正确估计曝光》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的讲课内容。(19) 因为物资短缺严重,不得不在没有胶片的情况下,根据被摄物与光线状态进行摄影练习。根据吴印咸1963年在“纪念延安电影团成立25周年会议上的讲话”,当时生活方面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年可分到棉衣、单衣、衬衣各一套,一日三餐以小米饭为主。此外,需要参加总政治部的农业劳动生产,并为当地民众劳动。(20) 明英回忆道:“在技术上,吴同志从来没有保守的观念。不仅仅自己虚心研究前进,而且还一点一滴地教给别人,为党培养了一批摄影干部。”(21)

1945年5月第一阶段培训结束,肖向荣部长亲自参加了“结业联欢会”。结业后,21位学员回到原单位,李顺泽、何延年、张勇、陈英留在电影团。1949年后,学员中的刘沛然、郝玉生、冯瑾参与了新中国的电影工作。(22)

1945年10月,组织了新一期摄影训练班,学员有王乐民、石益民、周安国、王勤、韩秉信、白吉鸿、张振富、葛雷、张家克、姜云川、潘秋、翟超、韩克超、高振宗、牟作相、韩正杰、郝风格、张绍滨等人。(23)

在石益民的回忆中,他是通过队指导员得到通知,拍电影需要人,需要调他去电影团。“抗大”招生二大队招了十人,吴印咸负责接待:“钱筱璋和侯波已经出发去接管‘满映’,吴印咸的秘书马似友接待我们。先学放电影,我们十个首先学发电机,用的是汽车车头。学左手定律、右手定律,磁力线转产生电,讲电学。完了学幻灯,放映机没几台。”(24)

“吴印咸给我们上课,讲照相机、胶片、感光,讲镜头构图。没有书本也没有记录,讲完就讨论……我想着《延安颂》的歌,看着宝塔山的景,围着宝塔山转。摄影讲透视,拍片子得有前景,有远近感。我转着圈找,宝塔山底下什么都没有,找到延安城里。城里被飞机炸平了,没多少房,城南边有一棵树,我就在那儿瞄啊瞄,左看右看,看好了按下。”(25)

第二期培训班中的索心忠、翟超、姜云川、石益民等后来在新中国电影事业道路上继续前行。

索心忠,1921年生,祖籍四川广元,193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他历任饲养员、护理员。抗战期间,索心忠在太行山区总政锄奸部任职,后任宣传部警卫,赴延安;1945年入电影团放映队;1946年前往东北兴山,从事放映工作;1949年,参与接管南京电影业,先后任大华电影院总务组组长、和平电影院经理、南京市文化局电影科科长等职。(26)

姜云川,1923年生,河北雄县人。他1938年入伍,1940年任总政前线记者团警卫员,1942年赴延安,1945年加入电影团,1946年加入东北电影制片厂。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创作科科长、编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主编、副总编辑。(27)

石益民,生于1926年,直隶定县(今河北定州)人。他1945年参加电影团;同年,前往位于鹤岗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摄影助理、摄影师,拍摄《民主东北》;1949年入北京电影制片厂;1953年进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先后任副总编辑、副厂长等职务,曾获文化部“十大优秀摄影师”称号。

翟超,1925年生于河北无极。他1938年加入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五团少年先锋队,成为晋察冀军区下属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前卫剧社社员;1941年初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学习;1943年初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学习;1945年参加电影团;1946年加入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进入北平电影制片厂工作;1953年调入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曾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28)

1946年5月,顺利接收“满映”之后,电影团成员分批转移。行军过程十分艰险,不幸的是,在转移至鸭绿江途中,指导员马似友因远途跋涉、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后不幸牺牲,年仅26岁,成为电影团中唯一牺牲的一位战士。在这批学员中,李顺泽、何延年、陈英、王勤、白吉鸿、张振甫等后来调离电影团。其余大部分人来到东北兴山,在接收后的东北电影制片厂边工作边学习,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共和国的电影事业建设的中坚力量。(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