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官方的反华电影宣传
在备受国际势力产业压榨与封锁的同时,中国还遭遇侵略者的舆论宣传危机。日本侵略者在发动战争之前,就在本国制定了严格的战时电影宣传规划,经营军事化、宣传化、教育化的电影事业,统一全国资源,集中进行战争宣传,在本国制造侵华舆论,并试图扩展其世界性影响。
1. 日本大量摄制反动宣传影片
20世纪初,日本借伪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刻意在中国东北实施各项移民计划。他们先是在大连等东北重要城市放映电影,建立大量东洋剧社、电影院。1923年,“满铁”设立了“弘报系”,通过出版物、印刷品向东北民众进行文化宣传和思想渗透。同时又专设放映宣扬伪满洲侵略战绩影像的映画班,隶属“满铁”社长室文书课,1928年改由“弘报系”领导,由芥川光藏做主持。(22) 九一八事变前后,“满铁”虽然也制作了一部分所谓“文化映画”,但更是大量制作了宣扬战争与殖民统治的短片,供日本国内和“满铁”沿线大连、旅顺等重要城市放映。每年巡回放映4—6次,每次巡回放映20天左右,每年的放映时间在 100 天左右。(23)
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后,日军又在东北放映宣扬所谓“大东亚共荣”的影片,妄图给东北民众洗脑以达到愚民目的。有资料显示,自“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后的两年间,日本竟然拍摄了七千部反动宣传影片,并向全世界发布,企图迷惑视听。根据《电影与文艺》刊物1932年第1期到1933年合并出版的第3、4期刊登的三篇连载文章所罗列的片目,总结日本该类影片,主要分为以下几种(24) :
(1) 歌颂“战功”和“战斗英雄”。如《空闲少佐》,因日军一名空军少校在上海江湾镇被我军驱逐机追击,人机俱毁,日军为美化战争、掩饰战斗的残酷,几大公司争相为这位少校追述战功,企图“鼓励全国人民踏着空闲少佐的热血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再如《肉弹三勇士》,是美化歌颂上海“一·二八”时身怀炸弹阴谋潜入上海庙行镇进行人肉炸弹恐怖行动的三名日本普通士兵。为大彰此“事迹”,日本公司疯狂拍摄了157部短片,仅新兴公司就拍摄了41部之多。又如《护祖国》,是在日本陆军省直接援助下摄制的八本军事大片。该片由日军高级军官总指挥总监制,使用日本一流导演、一流演员,并动用两万余士兵作为群演,展示日本最新的战斗机、火药、坦克车、军舰等武器,以影像向世界示威。另有《怒涛之骑士》《我等之爱国机》《防空演习实况》《我是少年航空兵》《忠烈勇武新战场》,在夸耀军事实力的同时,也鼓动日本青年加入所谓“圣战”。
(2) 丑化中国人民,宣扬侵略“正义”。如东北沦陷后日本铁道省拍摄的《辽西之一扫》《义勇军之末路》《破邪行》《皇军之威容》《满洲事件一年记》等影片,拍摄了日军侵占我国东北的情况,记录日军炸毁车站、铁路,刻意夸大东北民众的落后生活,污蔑东北义勇军,谎称战斗取得无限胜利。当然,这些影像在战后都成为侵略者的罪证。
(3) 夸耀伪满洲建设“成绩”。此类电影包括:新兴公司《满蒙建国之黎明》,平生公司《新满洲移住实况》,日活公司《大满洲国承认》,东京朝日社《满洲国承认当日之东京市》《新满洲国》,中村公司《最近之满蒙》,东京东亚公司《大和樱花遍满洲》,大众文艺公司《向光明的满蒙道上去》,等等。
日本在东北的这些电影放映和摄制活动,都成为后来“满映”的先声,也是在为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做着文化宣传预演。
2. 《新土》在华公映遭强烈抵制
根据学者朱天纬列出的时间表,《新土》一片拍摄于1936年4月至1937年2月,(25) 由德国导演阿诺尔德·弗兰克执导,日本版由伊丹万作联合执导。影片大致情节是:日本平民的儿子辉雄过继给了贵族大和家,并和其女光子订婚,但在赴欧洲留学后爱上了德国女记者嘉特,欲与光子解除婚约。光子决心赴死,辉雄得知后幡然悔悟,并在火山口救下了光子。两人前往他们口中的“新土”即“满洲”开始新的生活。
据当时国内报道,该片中大量穿插了日本风光,如富士山、樱花,也极力展示剑道、茶道、相扑等日本文化。女主角光子由后来的“小津女郎”“千年女优”、当时尚为电影新星的原节子扮演,光子的形象被塑造得温柔贤淑,充满了东方女性的魅力。同时,影片还不无生硬地加入了日本现代化工厂、农业耕作等内容和镜头,显示其作为亚洲先进国家的现代性。(26) 如果影片仅到火山口救人就结束,我们只能说这是一部借助三角恋爱情故事卖力吆喝日本形象的影片。但在片尾男女主角以迁居“满洲”开垦土地为其“新生”,并怀抱刚出生的婴儿,明确地显示出了侵占领土与殖民统治的意图。与影片同名的插曲也十足显示了这一用意:“没有土地的人们啊!往那里去。看啊!越过了海的大陆之天地!那里有土地在等着我们。新鲜的泥土。”(27)
同时,1937年春,影片冠以《武士的女儿》的片名在德国柏林上映,此时正是日德关系步入蜜月的时期,争夺“新土”自然是侵略者共同所好。6月,该片公然登陆上海,于2日下午二时在乍浦路东和馆上映。(28) 虽然日本人声称十分欢迎中国观众去看,并在沪上销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新闻报》上大登其宣传广告,但他们内心却十分清楚,这部影片势必受到来自中国抗日爱国者的强烈反对。因此,他们不仅派宪兵在东和馆附近大肆布防,而且对前往观看影片的中国人严加盘查,十分警惕。(29) 当时有人记述,因想知道《新土》的内容前去观看,不仅被持枪宪兵盘问,还被日本浪人冲撞,最终根本不敢进场,买的票也作废了,(30) 没看到电影的辱华内容,却先受到了现实的侮辱。
对《新土》的在沪公映,上海各界纷纷提出严正抗议:电影戏剧界的联名抗议获得了335人的签名;(31) “1937年6月27日,《上海文艺界反对<新土>辱华片宣言》在上海各报刊出,签名者有140人”(32) ;此外参与抗议的还有新成立的电影制片业同业公会(33) 及上海民间30余个公共团体(34) 。上海电影戏剧界在“对于《新土》运华公映的抗议”中指出:“《新土》决不止是一本宣传影片,它所代表的意义是法西斯蒂国家联合向我们的积极侵略……侵略者向它们的民众炫耀着东四省的富源,劝诱他们移殖到那边去,使东四省永远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开发那边的丰富资源,以供他们作进一步的并吞。”(35) 《新土》一片中涉及的“满洲国”字样、“满洲国”地图、轰炸长城、日兵步哨等,明显侵犯中国主权,公共租界电影检查会也曾要求其必须删除,但日本方面阳奉阴违,租界当局竟也无可奈何。(36) 在亲眼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的蛮横和租界当局的欺软怕硬后,电影教育委员会呈请撤销租界电影检查处,电影戏剧界的“宣言”中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国产的国防电影和戏剧,都会横加干涉,有许多国片和戏剧都因日本的抗议而遭删剪之灾,甚至于不能公演,运到华北和东四省的电影,更不必说,可是宣传日本侵略的《新土》公然运到中国来上映,而且租界电影检查处所提应剪的几处,也完全没有剪去。工部局想来对于国产电影戏剧的检查总是吹毛求疵,尤是[其]是具有国防意义的,被无理地删剪,多方留难……”在宣言的最后,电影戏剧界人士严正提出了五条建议,除撤销《新土》放映、严禁反动影片和提倡国防电影外,爱国的文艺工作者更殷殷期待政府收复东北,当然这种期待也是十分无望的。如同上海市民呼吁的,“我们需要政府的保护,如同孩子[需要]他父母的保护一样”,但孱弱而不作为的国民政府和由于利益而声称保持“中立”的租界政府,根本给不了上海市民及中国人应有的保护。不仅如此,当上海文艺界爱国人士集体呼吁对《新土》予以禁止时,这些管理机构也并不作为。
此外,上海公共媒体对《新土》在沪公映的报道和谴责也十分及时深入,某种程度上甚至不输于当前媒体对社会公共事件的全方位呈现。早在1936年7月《申报》的一则评论就指出日本扩大了侵略和占领“满洲”的规模,评论援引《字林报》的分析,认为日本近期必然有扩充关东军、移民百万、鼓励日本在“满”投资的三大计划。(37) 《新土》来沪公映之前的1937年3月,《申报》也对日德合作摄制《新土》做了及时报道,在3月8日的评论中,作者在痛惜日本侵华资源大量掠夺自华北失地后,感叹道:“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国家,他们已经为之打算到很周到了……我们能把东四省国土由人家作为‘新土’而永久占据着吗?”
《新土》公映后,《中国电影》等电影刊物连续组织“新土特辑”,不断刊发爱国电影导演、演员的抗议。《电声》则持续关注“新土”事件进展。先是在1937年3月《新土》于日本公映期间就揭露了其“宣传侵略影片”的本质,对该片计划来华提前做出了警示。(38) 6月出版的连续两期该刊头条,都以“新土”事件为话题,对该片公映向租界电检处提出抗议。
非文艺类刊物上的文章有些如檄文般铿锵有力,如题为《请看今日之“新土”,竟是谁人之天下》的文章中写道:“敌人的炮火武装,活现于银幕上。这是敌人更进一步的侵华暴露,这是国人更深一层的惨痛刺激。人家的‘新土’!我们的‘失地’。”(39) 也有的评论怀着复杂的情绪剖析从《新土》中所透露出的日本民族对外扩张的强烈意愿,这种意愿通过火山、地震等带有毁灭性的意象得以展现,而影片又用一对青年男女诗意美好的“新土”生活为诱惑来宣扬殖民统治思想,宣传得可谓十分到位。作者“高木”当是一位曾长期居住过日本的中国人,他在文中更进一步提到,这样的宣传在日本已属十分柔性,靖国神社的陈列品才更具有刺激侵略的功效。(40)
《新土》在上海公映约两周后终于停映,但这并非市民及社会团体强烈反对的结果,而只是放映结束“下片”了。《星华》杂志道出这一“惨胜”的真相,并不无讽刺道:“我们的政府置之不理,国民的愤慨当然是无济于事,这些原是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固有形态。”(41) 《社会日报》的一则后续报道中则指出,日本正大肆利用电影进行对内(及殖民地)教育和所谓的“国际亲善”,是与配合其对外扩张侵略倾力缔造的电影之功用(42) ,而《新土》则正是这一文化战略的第一片!所幸的是,中国民众的抗议终究还是让日本人感到了舆论压力,继《新土》之后一部更为直接和恶劣的辱华电影《国防全线八千粁》最终未能在上海公映(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