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片制作:影人与影像
1. “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战时电影创作
史东山(1902—1955),原名史匡韶,浙江海宁人,由于怀念故家门前名为“东山”的小山,更名为史东山。1919年,史东山来到上海谋生,受到十里洋场文艺氛围的感召,加入晨光美术会习画,因对音乐的爱好接触电影从而加入上海影戏公司,自编自导了影片《杨花恨》,后在大中华百合公司导演《同居之爱》与《儿孙福》。史东山因擅长绘画逐渐形成“唯美”的创作风格,他对形式的重视在《美人计》中得到了极致的发挥。
20世纪30年代,伴随民族危机的加深,史东山的创作发生了明显转型,由早期的形式探索转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这一时期作品包括《青年进行曲》《人之初》《长恨歌》《共赴国难》《奋斗》等,饱含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全面抗战爆发后,史东山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后,史东山担任理事之一。
大后方时期,史东山的创作进一步转向了电影抗战的现实需求,将镜头主要聚焦于农民,表现他们抗日意识的觉醒,旨在实现抗日动员。史东山认为:“……而以中国农民智识程度之浅,要动员农民大众,可必先做宣传工作,宣传工作,尤以电影为最好的工具,这是谁都承认了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在这非常平凡而却是极正确的理论之下,随着中国电影制片的成立而产生了出来。”(26)
《保卫我们的土地》是史东山1938年执导的大后方第一部表现抗战的剧情片。影片讲述了“九一八”炮火中失去家园的刘山(魏鹤龄饰)一家流亡到洛店,过上了暂时安定的生活。不料,淞沪会战爆发,一部分村民筑起工事准备抗敌,一部分准备逃难,甚至沦为汉奸。在刘山的苦心劝导下,准备逃走的乡亲们开始与敌抗争,守卫家园,唯有汉奸老四不为所动,万般无奈之下刘山枪击了老四,临终前老四终于悔悟。《保卫我们的土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如李为光的评论:影片旨在传递的主题是“唯有军民合作下,我们才能坚信最后胜利在握”(27) 。
1939年,史东山编导了另一部剧情片《好丈夫》。此片主要反映了兵役问题,讲述村民王镖(王珏饰)、刘四(刘犁饰)通过参加壮丁训练走向了抗日前线。潘老爷由于行贿保长(井淼饰),儿子免于服役。王镖妻子二嫂(舒绣文饰)、刘四妻子(沈若男饰)得知此事后找保长说理,气急败坏的保长反诬二嫂侮辱他。县长慰问军人家属时使真相大白,并赠二嫂“抗战勇士之家”匾额,她将这一切写信告诉丈夫,并勉励丈夫认真受训。影片在丈夫受训结束,走上前线的激昂中结束。《好丈夫》极好地成为以通俗化、大众化策略动员民众参与抗日的典范之作。
1940年,由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的《胜利进行曲》以长沙会战为背景,“当敌湘北惨败之际,正我国庆纪念前夕,捷音传来,举国欢腾,良以此次大捷,不特粉碎敌寇之阴谋,正国际之视听,抑亦吾人最后胜利之前奏,足以增全国同胞无限之信心”(28) 。史东山认为:“这一部影片最适宜于军队与侨胞及接近前线的民众观看,即给一般乡镇军民看起来,也还有亲切之感,而可望收获教育宣传上的效果。”(29)
1945年,史东山编导了影片《还我故乡》,财主王相庭(陶金饰)受日伪迷惑当上伪商会会长,面对日伪亲善面目的撕裂,恶行暴露……王相庭逐渐醒悟,开始营救挚友,联系游击队,最终不幸殉身。影片上映时,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正如评论所述:“这片子光辉地说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各阶层爱国的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只有乡间的抗日工作与城内的地下工作结合起来,才能收复我们沦陷的故乡。今天抗战已经胜利了,但在胜利中也使我们看到这个事实:只有经过人民的奋斗的地方,才能收获真正的果实。”(30)
2. 从海上到塞北:应云卫的影像抗战
“八一三”沪战爆发后,应云卫参加抗敌救亡演剧队,并担任第三、四队总队长,一路演出了《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1938年,应云卫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
同年,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袁牧之、陈波儿主演的影片《八百壮士》出品。影片改编自“八一三”淞沪会战当中谢晋元团长与杨瑞符营长带领士兵守卫四行仓库的真实历史事件。1937年10月27日,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的杨营奉命留守苏州河北岸光复路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以抵抗姿态,企图唤起国际社会声援。谢晋元、杨瑞符率官兵誓死镇守,与敌人浴血周旋,直到10月31日奉令撤退,“杨营才在日军的机枪扫射,炮轰之下,由西藏路桥,开入租界”(31) 。“八百壮士”的事迹在抗战史上留下了坚挺、动人的一页。影片《八百壮士》出品于1938年7月,可谓对四行仓库保卫战做出了最为及时的表现。影片真实刻画了谢晋元(袁牧之饰)带领士兵抗战的事迹,再现了女童军杨慧敏(陈波儿饰)送国旗的情节。应云卫在战斗场面中运用了类似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以“实感”震撼人心:“(影片《八百壮士》)很有力的把它搬演到银幕上去,这真可泣可歌,有其激发民众情绪的莫大伟力的。”(32) 桂涛声作词、夏之秋作曲的歌曲《歌八百壮士》在影片中的运用加强了影片的感染力: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飘荡!飘荡!飘荡!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当。我们的行动伟烈,我们的气节豪壮,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33)
不过,影片在进步意识被肯定的基础上,也被指出了缺憾所在:“故事太不够紧凑地连接,几处应有的高潮,都没有把它强调起来,使它更紧张而感人。一贯是新闻式的纪录,一个个的镜头平淡淡一连串过去了。那种散漫之感,不知是导演还是编剧,不把它处理成一个更紧张的故事,也许是太忠于事实吧,只有那勇敢的战士,一显一显感动人罢了。”(34)
1940年,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了影片《塞上风云》。“中制”为此片摄制组织了一支西北摄影队远赴蒙古。1月15日,摄影队一行40余人,分三辆卡车由重庆出发,临行前,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秘书阳翰笙,以及“中制”厂长等前来送行,“他们所讲的大意是希望我们不但只是要把《塞上风云》影片外景完成,更希望我们把塞上的风云掀起来,将来配合大会战!”摄影队经成都、陕西、宁夏……艰苦跋涉来到当时的蒙古伊克召盟扎萨克旗进行拍摄。根据黎莉莉的回忆,抵达后剧组人员进行了生活的体验,获得蒙古同胞的信任与支持之后开始摄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电影导演,老应同志的特点是对演员充分信任,充分发挥演员的才能和独创精神。他启发演员的方法不是叫你这样或那样去适应他想象中的人物,而是提出镜头的要求,让演员去揣摩剧中人的内心活动。”(35)
影片讲述了蒙古族青年迪鲁瓦(周峰饰)对少女金花(黎莉莉饰)心有好感。汉族青年丁世雄(陈天国饰)也与金花颇为亲近,日本特务长济克扬(周伯勋饰)在蒙潜伏多年,利用迪鲁瓦的妒忌之心,挑唆、破坏汉、蒙关系,阴谋终被朗桑(王斑饰)识破,朗桑被济克扬绑架,真相渐渐大白……在蒙、汉两族人们的携手斗争中,济克扬毙命,令人痛心的是,金花也在战斗中负伤身亡。这部“跋涉万里”摄制而成的《塞上风云》充满浓郁的蒙古风情,草原、沙海、牛、羊、蒙古舞……使影片呈现出别样的民族特色。
3. 孙瑜与《长空万里》
抗战爆发之后,孙瑜举家迁往重庆,加入中央电影摄影场。孙瑜编导的影片《长空万里》于1941年12月上映。影片以一群毕业于东北航空学校的意气风发的学生为表现对象,随着战事紧逼,白岚(白杨饰)、高飞(高占非饰)、金万里(金焰饰)、乐以琴(魏鹤龄饰)等几位青年空军学生加入战斗,奋勇抗敌。
《长空万里》以空军为表现对象,依托一定的真实事件原型,投入巨大的制作经费,并且需要与航空委员会通力合作。影片摄制于昆明,在前往外景地的途中,摄制组曾经遭遇翻车的危险;孙瑜十二指肠出血病复发,女儿病逝……这一系列打击,使孙瑜饱受身心痛楚,同时也给予他更大的力量。“我更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招引外来侵略的大小国贼汉奸们贮满了愤恨的烈火;这烈火给了我力量,炙干了我的眼泪,咬紧牙关,抱着正义的坚决立场,以疯狂的工作热忱来从事于抗战的宣传工作……我以为任何的工作都应该有代价,尤其是抗战的工作,因为抗战工作的代价就是国贼和敌人的打倒和消灭!”(36) 在此情形下诞生的《长空万里》赢得了广泛好评:“《长空万里》是一部反映着中国空军的生长和壮大的影片,《长空万里》也是一部推动着空军建设的影片。”(37)
孙瑜导演的《火的洗礼》也在同年摄成,“以艰难困苦中的首都为背景,描写出无数无名英雄对于抗战的热诚”(38) 。影片讲述敌伪女间谍(张瑞芳饰)在重庆伪装成难民,在兵工厂工人等众人帮助下被感化,逐渐开始动摇并表明真实身份,在最终的战斗中负伤而死。郑用之坦陈:“这大概别的国家少见的事。我们为整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战争,才会有这种伟大的表现。”(39) 导演的创作意图正在于“描述一个背景,一种精神,一股烈火”(40) 。
4. “抗战时期在中国影坛最有成就的台湾人”:何非光及其创作
何非光(1913—1997),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台中市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深厚的家庭,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国族身份自我认同与其(亡国奴)实际社会处境之间的明显错位,成为他少年时代最大的心理焦虑”(41) 。何非光在读中学期间因被日本人叫作“清国奴”大打出手而退学。他在台湾参加了具有反日倾向的“台湾文化协会”,进行演剧活动。
来到上海之后,何非光走上电影道路,成为联华影业公司演员,参演了《小玩意》《人生》《母性之光》等影片。1937年,何非光由东京第二次来到上海,加入前来上海招贤纳士的西北影业公司。他随之北上太原,在《塞北风云》中担任演员,赴五台山摄制外景的途中太原沦陷。何非光转而来到武汉,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执导了首部影片《保家乡》,陆续又拍摄了《东亚之光》《血溅樱花》《气壮山河》等片。
1939年,何非光编导了处女作《保家乡》,讲述一座沦陷的村庄中,日军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村民在义愤中与敌抗争。影片公映后引发了轰动,被中苏文化协会选为对外宣传片,在英、法、美、比利时、瑞士等多个国家放映,佳评如潮。
翌年,何非光编导了一部表现日本战俘觉醒的影片《东亚之光》。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是有日本战俘参与演出,“现身说法”。影片讲述的是在重庆“博爱村”,战俘在排练话剧《东亚之光》,悔悟了的高桥三郎面对记者的采访,痛陈自己从入伍、参加侵华战争到被俘来到收容所的过程,“咸感中华民族仁爱伟大,深信最后胜利定属中国,而残暴之日阀必自食其恶果也”(42) 。山本大尉却执迷不悟,胞弟劝服未果,直至在参加妇女工作队征募寒衣的公演中,一对母女使他联想到自己的妻儿,终于反思自己的罪行……何非光谈到了让日本战俘参与表演面对的挑战,“要顽固的战俘在几个月的时期中,有感情的工作,非先让其感情不觉拘束不可,让其感情不觉拘束,非先使其日常行动稍微自由不可。但是其自由行动了,在这难免复杂的环境中,也许会使他们起潜逃之意。不然,就是怕其自身不彻底理解正义的大道,而叛乱,伤害我们的生命财产”(43) 。
影片公映后收获了赞誉,评论称“这部影片的制作成功,不但是世界电影界一件创举,也是人类史上一个奇迹……纵观世界,从没有见过一个国家对于俘虏能像中国那样优容,也从没看过一个俘虏能如《东亚之光》一般银幕上‘现身说法’”(44) ,“雄辩地点出了‘只有中国的胜利才是东亚之光’,只有从中国抗战官兵的身上,才能‘看到真正的东亚之光’的意旨”(45) 。这样新颖的角度与冒险创作的态度,无不归功于何非光的艺术才华与执着的电影抗战精神。
何非光编导的另一部影片《血溅樱花》,讲述高云航(白云饰)通过杨立群(黎莉莉饰),与春子(舒绣文饰)及其未婚夫山田桃太郎(陈天国饰)结识。七七事变后,高、杨回国投入抗战中,山田桃太郎被派遣参加侵华战争,被中国军队俘虏,他在故人的劝导下忏悔了自己的罪行。“本片暴露出樱花国家之愚暴及其国内人民在战争时期内之隐痛。”(46) 1944年,何非光编导的又一部影片《气壮山河》出品,此片来源于真实事件,以入缅远征军为表现对象,旨在表现爱国华侨的抗战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