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立
1939年12月21日,沦陷时期华北地区的垄断性电影机构伪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在北平成立,首任董事长梁亚平在《华北电影现状概述》中曾述及其创设初衷——“华北为建设东亚共荣圈之基地,对一般民众如何而能矫正思想如何而能激昂民气等等宣传工作,无一而不急待于电影方面工作之协力,是以树立类乎中华满映之统一电影机构,实属当前必要之图。”(53) 诚如历史定论,这家公司作为沦陷时期日伪实施华北地区电影统制的文化机构,是实现“大陆电影联盟”的重要一步,难逃“汉奸”机构的历史控诉。
1. 从新民映画协会到兴亚影片制作所:日伪对华北地区的电影事业的窥伺
实际上,从日伪在华北地区实施电影统制到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庞大的垄断性机构的建立,有一个逐步增强的过程。
北平沦陷之后,日伪首先控制放映业,将部分影院没收改组为日本人经营,放映日本影片,包括北平的光陆剧场、国泰剧场、飞仙剧场。1938年1月,伪满洲映画协会在北平设立了代办所,根据胡昶、古泉的研究,该机构相继派出松竹映画公司的山本吉太郎、“东映”大山昌纲、“日活”的协园庄次郎、“新兴”长良平、“大都”荐野直实、桑野正夫组成的“大日本映画协会赴满洲、北支视察团”,此团在与北平代办所的合力之下成立了新民映画协会,设址东四南大街路东灯草胡同。该协会主要在北平、天津、太原、青岛等华北地区发行放映“满映”影片,同时摄制“宣抚电影”。(54) 1940年,协会因火灾停止活动。1939年2月,“北支军”控制的兴亚影片制作所成立,设于西城锦什坊街巡捕厅胡同8号,由加贺村留吉、石井忠郎、于梦堃设立。(55)
这一时期,媒体广泛关注的是影片《东亚和平之路》的放映。此片号称“中日合作第一部巨片”“日华合作第一弹”,系铃木重吉导演,藤田英次郎摄影,白光、仲秋芳、李飞宇等主演。1938年5月3日,影片在光陆、国泰两院上映。《新民报》连日刊载广告:“在炮火连天之中,发现和平之路!在这里可以发见东方伟大的艺术品,千年以来的文化结晶轻易见不到的古迹!北京、大同、云冈、张家口及西北一带风景一齐上镜头……有明朗的风光!有感人的悲痛!有柔和的插曲!有相声的妙论!有超人的表演!有动人的剧情!有紧张的特写!有趣味的收场!京话对白,中国人必看的一部奇品!赚人眼泪,动心人脾,逃亡的悲剧特写!”(56) 并且全体影星在北京首映式上集体亮相,三位女星演唱主题歌《到东亚和平之路》。不过观众似乎大失所望,不乏“投机的影片”“内容空虚!”“平凡的逃难记”“拍得不好!摄影失败了!”“演员们亦没有什么特意演技!”之评论。(57)
新民映画协会业务范围并不局限于此类亲善影片,也发行上海娱乐电影,比如《四潘金莲》《桃色新闻》《歌儿救母记》《五花洞》等。
这一时期,新民映画协会、兴亚影片制作所摄制的主要影片包括《新民青年》(1938)、《新民新闻》(1938)、《模范县的建设》(1938)、《中华春光》(1938)、《大黄河》(1938)、《东亚新秩序》(1939)、《黄河曙光》(1939)、《水祸天御》(1939)、《天津排水》(1939)、《天津棒球》(1939)、《北平棒球》(1939)、《兴亚训练》(1939)、《选举王会长》(1940)、《蒙疆一瞥》(1940)、《电报电话新闻》(1940)、《电业新闻》(1940)、《学生服务队》(1940)、《防水对策》(1940)、《华北都市计划》(1940)、《国道建设》(1940)、《建设总署杂报》(1940)、《大力排水》(1940)、《天津至塘沽国道》(1940)、《北平建设总署新闻》(1940)、《天津建设总署新闻》(1940)、《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1940)、《感激一文字山》(1940)、《接收英法租借电话局》(1940)、《德王附近》(1940)、《蒙疆政府二周年纪念》(1940)、《新亚新民》(1940)、《华北的道路》(1940)、《北电号献纳式》(1940)、《燕鲜号献纳式》(1940)、《新民会建立仪式》(1940)、《华北新光》(1941)、《华北三大庙节》(1941)、《华北的门户》(1941)等。(58)
2.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性质与改组
1939年4月,华北电影事业研究会创立,开始将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提上议程。经过讨论最终决议,股金由伪满洲映画协会、日本兴亚院和日方企业(松竹、东宝、东和商事、富士胶片),以及伪华北临时政府共同出资,股额分别为25万、20万、10万、25万元。(59) 设业务、制作、总务3部24系,职员、雇员200多人。
1939年12月21日,华北电影股份公司在北平成立,在怀仁堂举行创立会。参会者包括伪政府代表、日本驻华兴亚院联络部代表松井文化局长,伪新民会缪斌、张英旭、吴承湜、岳开先等,以及公司董事长、董事、监事、职员等计两百余人。会上推举梁亚平为议长,梁氏曾于1937年北平沦陷后出任傀儡组织“北平治安维持会”常务委员,时任华北临时政府文教部参司。会上提议下述议案:第一号议案,承认章程案,征求出席发起人之意见;第二号议案,选任董事,检察人案,推选梁亚平、古川信吾、吴承湜、王济艭、根岸宽一、城户四郎、大桥武雄为董事,沈郁、山梨稔为监察人;第三号议案,选任董事长案,推选梁亚平为董事长,无异议通过;第四号议案,承认创立费用案;第五号议案,承认日本政府辅助金案。
“华北”董事长梁亚平在致辞中称:“……此则本公司所以应合时势所需要,经政府当局一再考虑之下,乃有今日之创立,以后本公司一切进行,自愿遵照政府创设方针办理,务使大多数民众得看到好影片,方算尽责,此亦即本公司使命所在之处,按本公司虽系中日满三国出资合办,但其性质如一特殊法人之中国公司,亦可名为国策公司,以故此后本公司一切重要事务,概应遵照本公司条例规定办理,当不待言耳。”(60)
1939年11月23日,颁布《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抄录如下(61) :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条例》
第一条 临时政府为谋华北电影事业之健全及发展起见特许设立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条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应办理左列各项事业
一、 关于影片之分配
二、 关于影片之进出口
三、 关于影片之制作
四、 关于电影事业之推进
五、 其他有关前四款之附带事务
第三条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设总公司于北京遇必要时得于其他各重要地方设分公司或办事处
第四条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定为六十万元分为一万二千股内五千股由政府担任之
第五条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用记名式每股为五十元
第六条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非经公司同意不得转让他人
第七条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七人及监察人二人并于董事中推选一人为董事长
第八条 董事长代表公司总理一切业务如有事故时得由董事中之一人代行其职务 董事辅佐董事长办理一切业务 监察人监察公司一切业务
第九条 董事长董事及监察人均由股东总会选任之
董事长及董事之任期为二年监察人之任期为一年但得连选连任
第十条 董事长董事及监察人之任期虽已届满在新任未就任前仍得执行其职务
第十一条 董事长董事及监察人非经政府之许可不得兼任其他业务
第十二条 政府对于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之事业因公益上或监督上之必要随时命令之
第十三条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及监察人经股东总会选举后应呈请政府核准
董事长董事及监察人之行为政府如认为有违反法令章则时得随时解任之
第十四条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募集公司债暨分配赢利修订章则以及其他一切重要之决议均应呈请政府核准后施行
第十五条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每届营业年度之事业计划及或有重要变更时均应呈请政府核准后施行
第十六条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非经政府之核准不得废止或停止其事业之全部或一部
第十七条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非经政府之核准不得将其重要财产转让或抵押
第十八条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之财产状况及业务情形政府认为必要时得令随时报告并派员检查之
第十九条 本条例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改之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从公司资金来源,以及《条例》“第四条”股份情况;“第十一条”对董事、董事长任命的监督;“第十二条”对公司事业“随时”行使之“命令”权;“第十三条”对董事长、董事、监察人的任免权;“第十四条”赢利分配与“一切重要之决议”之审定;“第十五条”事业计划与变更之核准;“第十六条”废止或停止事业之核准;“第十八条”财产状况与业务情形的知情权等,诸项均证明,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与沦陷时期日伪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制片机构,是由官方介入管理,或者说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制片公司。另一史证是,根据财政部的记载,1940年1月24日,梁亚平呈报代表官股股数,抄录如下:
表9-1 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官股股份构成表(62)
从以上认股情况可见,至少梁亚平、吴承湜两位重要的股东政府职务在身,可见华北电影公司不仅由政府介入管理,也是一家官股占主导的股份制公司。
《条例》还规定了公司业务范围,即制片、发行、放映,以及电影相关事业。公司设址于北平东城王府井北口81号金城大楼五层,摄影场位于西城新街口大街5号,占地39000平方米,堪称华北最大的电影摄影棚,为日本人铃木重吉设计。摄影场于1940年3月动工兴建,当日特举行“破土仪式”,来宾百余人,“董事长梁亚平执镐,专务董事长古川信吾执锹,恭行破土礼,继由来宾代表及公司重要职员数人分行玉串奉奠礼后,此严肃庄重之地镇礼,遂告完成”(63) 。摄影场包括事务室、现象室、录音室、仓库、试写室、编辑室、现画室、工作所、变电所、食堂、演员室等。
1940年11月,华北电影公司附设的报社成立,社址位于北平王府井大街117号。该社发行日刊《电影报》,主编李枕流,1945年5月停止发行,另在1941—1945年间每月15日发行月刊《华北映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配合战时体制,华北电影股份公司进行了改组,前摄影科长铃木重吉专任顾问,庞文会任宣传系系长。公司管理事务多由日本人直接接手。组织机构下设总务部,部长长桥善语,该部分设庶务系,系长新仓吉礼;人事系,系长古贺清夫;文书系,系长齐藤正之;收纳系,系长森吉雄;资材系,系长数国雄。下设业务部,部长伊藤和雄,该部分设华影系,系长长太田鹿;日影系,系长望月木美;宣传系,系长庞文会;巡映系,系长铃木乡雄;受检系,系长白津让;管理系,系长古村武勇。下设制作部,部长小林喜四郎,次长松本光庸,该部分设庶务系,系长樱井由藏;企划系,系长平井武;进行系,系长仲仓光治;摄影系,系长原义腾;特技系,系长长浅田勇;装置系,系长安永正夫;现象系,系长高桥松雄;照明系,系长弘石常喜;编辑系,系长长滨赳夫。(64)
1942年12月21日,华北公司举行成立三周年纪念,是日,公司制作所招待各界,华北政委会情报局长林文龙、加藤报道部长等来宾数百人出席,致辞中称“公司之业务已呈突飞猛晋之现况,而协力华北建设已有显著成绩,望今后公司努力发扬华北影业,以华北电影公司完成大东亚战争……”(65) 可见此时公司的生机勃勃状态。
1943年7月,“华北”再次进行人事调整,任命总务部长宫尾坚、次长森田全水,业务部长小林喜四郎、次长高桥茂雄,制作部长长桥善语、次长松本信一,天津出张所所长柳田友信,翻译室翻译员宫尾坚、小林喜四郎、长桥善语、安藤一郎等。(66)
1944年4月,“华北”于北京饭店举行股东大会,决议增资,并进行更为根本的股东更换。近因鉴于时势之进展,担当映画之使命,益趋重大,扩充强化华北之娱乐映画时事映画文化映画等之制作配给及其他各部门,实为必要。该公司以旧有资本运营深感不足,为谋极速增加资本,适应时局之需求起见,特提出增加资本案,决议增加600万,其中,日满方面295万;政务委员会350万。(67) 大会改选董事长孙润宇,常务董事甘粕正彦、赤峰义臣。公司董事有游捷、关庚泽、金指英一、茂木久平、田丹佛,监察人有沈郁、根本宽一、富田幸左卫门、刘简林。孙润宇系江苏江宁县籍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治安总署参事。
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隶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才接收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3. 燕京影片公司始末
包括经典史述《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内的电影史论述一般认为,1941年2月成立的燕京影片公司为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所“附设”,即“1941年2月,(华北电影股份公司)又附设了一家表面上由中国人创办的燕京影片公司,专门拍摄戏曲故事片”(68) 。但是,燕京影片公司与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有必要进行一番查勘。
燕京影片公司成立于1941年4月15日,设址于北平西四北小拐棒胡同,总经理管翼贤,协理柳龙光,顾问裕振民。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亚平曾在《华北电影公司现状概述》中将燕京公司出品的京剧列入华北公司的业务活动当中,“华影遂自前年度起开始初步之京剧影片试验制作,使一般民众一新耳目,上半年度所制作京剧影片,计有左起三种《孔雀东南飞》《御碑亭》《盘丝洞》”(69) 。这样来看,似乎确实燕京公司包括在华北影业公司麾下,但在燕京影片公司顾问裕振民的回忆中,却并非如此:
但谁知道,我们那公司是没有拍影厂的,是没有拍影机器的,是没有一盏水银灯的呢?这些都得靠着客情的华北电影公司来帮忙,我们能照出片子来吗?我们是四月十五开的市,一直等到了六月才领到资本主儿的作服装费的一部分钱,服装作了一半还等钱,七月末好不容易服装做得了还等钱,等八月要开拍的时候,钱也完了。因为原定是三个月完成一部片子,但等到这时候还没开拍,已经过了三个月了。自然预算的经费也花完了十之八九了,我们能照出片子来吗?这样资本主儿又不加预算,杨贵妃一片只好停了拍……(70)
从裕氏“(燕京影片公司)靠着客情的华北电影公司”这一表述来看,“燕京”是一家经营体系独立于“华北”,与后者并不存在体制上的从属关系的公司。而且,此文中也可推测出“燕京”附属于“华北”说法的来源,即“燕京”没有摄影场与设备,需要委托“华北”代为摄制,裕振民曾反复强调这一点,并认为这是导致“燕京”失败的主因之一:
再补充一句良心话,就是追加了预算,维持到现在也开不了拍,原故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厂子,没有机器,没有一盏灯,从去年八月燕京一度解体以后,听说到如今厂子的设备也还是没有弄好。
另一线索是,在《新民声》《新影坛》等报刊对京剧影片《十三妹》《御碑亭》《盘丝洞》的宣传语当中,均明确说明影片由“燕京影片公司出品、华北电影公司摄制并发行”,或称“联合制作”,也可见两家公司职责分明,关系并列。至于梁亚平将燕京公司出品纳入华北名下,一是文中“制作”二字,也就是说或许梁的本意是讲该公司负责“制作”,并非仅仅将出品影片统计其中,另外,也有夸大公司业绩的可能。
此外,公司高层的身份也明显不同,区别于华北影业公司管理事务几乎被日本人全盘接手,燕京影片公司的管理人均为出身报人、作家的“满系”中国人,恐怕也可说明后者并未纳入前者的统制体系中。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燕京影片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无一不才华横溢,且生平颇富“传奇”色彩,但历史关头的政治与道德抉择,为其命运笼罩上了挥之不去的暧昧、灰暗的色彩,难逃“文化汉奸”等定罪。
管翼贤(1899—1950),湖北蕲春籍人。他早年赴日本,20年代开始在北京从事新闻工作,任神舟通信社记者,以善于“抓消息”闻名。1928年他创办时闻通讯社,任社长;同时创办《实报》,发行量广,并邀请陈豹隐、李达、张友渔、张申府、丁玲、老舍、刘白羽、沈从文等知名人士撰写社论、通讯和其他短文,(71) 有“小报中之权威者”之称。全面抗战时期,管翼贤曾在济南、汉口、香港等地活动,后在北京附逆下水,任《武德报》报社社长,1940年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中华新闻学院教务长兼新闻学总论教授,燕京影片公司正诞生于这一时期。抗战胜利之后,管翼贤以汉奸罪伏法。
柳龙光(1911—1949),本名柳瑞辰,为清朝皇族之后。他就读于北京崇德中学,后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理学院,毕业后供职于《盛京时报》报社,其后东渡日本,求学于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和日本东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柳龙光回国后在《大同报》报社供职,接管《大同报》副刊,任编辑长,“客观上促成了‘满洲’文坛作家派别的形成,促进了‘满洲’文学的繁荣”(72) 。这一时期,柳龙光与“文坛鳞爪”梅娘结为夫妻。1938年他离职之后,任职《华文大阪每日》杂志。1941年柳龙光定居北平,加入燕京影片公司,撰写电影剧本《杨贵妃》。是年秋,他接任《武德报》编辑长,1942年担任华北作家协会干事长,战后幸而逃脱“汉奸”指控,隐姓埋名,1949年死于“太平轮”海难。
裕振民(1914—1990)的身份则更为特殊,与电影的“缘分”也更为密切。裕氏是辽宁沈阳籍人,此人为清朝皇族后裔,特定身份使之对民国政府抱有敌意。根据研究者张泉的分析,认为他一开始就跻身“满洲国”殖民体制,为傀儡政权服务,称之为“标准的满洲人”。裕振民文学活动甚繁,对于电影心怀热情,编写剧本《七巧图》。1938年7月7日,裕振民任总经理的华北影片公司成立,由加贺村留吉、石井忠郎共同出资,经理裕振民、秘书长赵梦龄、宣传科长江枫,总导演于梦堃。该公司历时四个月摄制了《更生》(十卷)一片,主演白枚、于梦堃,由高天佑监制,1938年9月在中央电影院首映,“那片子是环境下的产物,以反战亲日背景造成的”。1942年5月,裕振民任北京特别市公署专员,关东军驻北京特派专员,南京汪精卫中央政府外交部兼任专员、驻北京特派员。
从三位公司高层主管的身份以及所任职的机构来看,他们都被纳入日本当局掌控之中,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也无法脱离文化殖民体制的框架。根据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在《秩序的沦陷》中,对于“通敌”一词使用的界定,即“那些参与合作的人,必须行使政治权力,才有可能‘通敌’”(73) 。以管翼贤、裕振民的身份与文化活动来看,他们已不仅仅是记者,更是殖民权力当中的一分子,难逃“通敌”的定罪。